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促进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据《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民政、公安、工商、规划、土地、市容、卫生、环保、物价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条例》和本办法，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三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对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本市有土葬习俗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遗体可以土葬，但必须在民政部门指定的地点土葬，严禁私埋乱葬。
第四条 本市除蓟县个别边远山区因交通不便利可暂定为土葬区外，其他地区均为火葬区，遗体必须火化。土葬区的具体范围，由市民政部门另行确定。
原有分散的坟墓应当迁至公墓内或者平毁。对历史遗留的土葬公墓，民政部门应根据公墓建设规划督促责任人逐步予以平毁、迁移和改造。
第五条 因患有鼠疫、霍乱、炭疽、麻风病、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狂犬病等致死以及腐变的遗体，由治疗病人的医疗单位或者当地卫生检疫机构消毒处理，并在24小时内火化。严禁外运或者土葬。
第六条 对非正常死亡的遗体需要存放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存放手续。
对无主或无名遗体的处理，由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死因鉴定，并发布遗体认领公告。公告期满后无人认领的，民政部门凭公安部门的证明收尸，并立即火化。
第七条 遗体运送由殡仪馆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民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承办此项业务。农村地区确实需要设置运尸车辆的，须经区、县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并由市民政部门核发准运证。
经核准的运尸车辆，可以在核准的区域内运营，不得跨区域范围运营。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要求将遗体、骸骨或骨灰运出境外或运回中国境内安葬的，按国家关于遗体运输出入境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本市居（村）民死亡后，禁止将遗体运往外地。
外地在津人员死亡的，应在本市的殡仪馆火化，因特殊原因需要将遗体运回户籍地的，有关单位或个人必须出具户籍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证明，并经市民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殡仪服务部门、医院太平间不得放行。
第九条 办理遗体火化手续，应当出具下列证明：
（一）正常死亡遗体火化，凭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二）非正常死亡的遗体、无主或者无名遗体火化，凭县级以上公安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出具的证明。
（三）对在本市死亡的外国人遗体的处理，按国家处理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医院太平间除从事遗体存放外，不得从事其他活动。
从事遗体冷藏、殡仪服务的，应当经市民政部门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建立公益性墓地，必须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区、县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的新建、扩建和设备的更新改造所需资金，财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 乡、镇、村公益性墓地占地不得超过7000平方米，区、县公益性墓地占地不得超过335000平方米，每个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
第十四条 公益性墓地应为本区、县、乡、镇、村村（居）民提供服务，不得对外搞有偿服务。
第十五条 申请开办公益性墓地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开办单位的申请；
（二）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有偿服务公墓，必须经区、县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民政部门批准。经批准建立的有偿服务公墓，必须接受当地民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市内六区不得建立有偿服务公墓，但历史遗留土葬公墓除外；蓟县可以建二处、其他区县可以建一处有偿服务公墓。
第十七条 申请建立有偿服务公墓，应向民政部门提供以下材料：
（一）建立公墓的申请报告；
（二）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三）建立公墓的可行性报告；
（四）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经市民政部门批准建立有偿服务公墓的申请单位，凭市民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用地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 墓地的选址，应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不得占用耕地、破坏环境。
第二十条 有偿服务公墓每个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使用年限不得超过20年。期满后确需继续使用的，应重新办理续租手续。逾期不办理续租手续，又不迁移骨灰的，公墓经营者有权对骨灰进行处理，收回墓穴占用的土地。
第二十一条 本市丧葬用品销售网点的规划和设置，应坚持合理布局、方便群众、管理有序、控制发展的原则。
市内六区和其他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按人口居住状况，每4至5万人设一个销售点。对居住人口分散，服务半径过大的区域可适当增设；农村地区每个乡、镇设一个销售点。
市内六区和其他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主干道两侧不得设立丧葬用品销售点。
第二十二条 凡申请开办丧葬用品销售点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区、县民政部门审核，报市民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符合条件的，由市民政部门在15日内核发统一制作的《丧葬用品指定销售点》牌匾和《丧葬用品经营证》，并实行年检制度。
第二十三条 申请开办丧葬用品厂（店），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经营丧葬用品厂（店）的申请；
（二）厂（店）负责人本市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使用经营地点的有关材料。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的丧葬用品销售点，必须按批准的经营项目进行生产、经营，不得擅自超出经营范围。
禁止非法经销各种丧葬用品；禁止进行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等活动；禁止生产、销售冥币、纸人、纸马、纸彩电、纸箱子、纸轿车等封建迷信用品；禁止建造封建迷信设施或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丧葬用品销售点店外不得堆放、悬挂销售的丧葬用品。
第二十六条 在公墓内禁止修建宗族墓地和修建预留活人墓；禁止传销或炒买、炒卖墓穴及骨灰存放格位。
禁止外省市公墓经营单位在本市设立经营机构。
未经市民政部门批准，本市公墓经营单位不得跨区、县设立经营机构或办事机构。本办法施行前，公墓经营单位已跨区、县设立经营机构或办事机构的，自本办法公布施行之日起60日内，到市民政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第二十七条 对无照或超过批准的营业范围经营丧葬用品，未经批准从事遗体的运送、冷藏、防腐、整容等殡仪服务业务，利用公益性骨灰堂、墓地从事经营活动，制造、销售冥币、纸人、纸马、纸彩电、纸箱子、纸轿车等封建迷信用品的单位和个人，由民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未经民政部门批准私建公墓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传染病遗体未按照规定时间火化，又不听劝说的丧主，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擅自放行遗体的，由民政部门对有关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死者家属或者责任人限期将坟头、碑志清除或者起葬；逾期不改的，可以强制执行，其费用由死者家属或者责任人承担，并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将遗体土葬的；
（二）设置坟头、碑志的；
（三）骨灰装棺埋葬的。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章行为，对不停止违章行为的，予以取缔；并对非经营活动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中无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中有违法所得的处3万元
以下罚款；
（一）进行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等活动的；
（二）建造封建迷信设施的；
（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民政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各殡葬服务单位要做好便民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满足死者单位或家属的合理要求，对违反《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殡葬服务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各殡葬服务单位要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服务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殡葬管理的法规、规章。对殡葬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牟取私利和刁难死者家属的行为，民政部门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殡葬服务收费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营丧葬用品要实行明码标价。各区、县民政部门应当配合物价部门对本区、县经营丧葬用品的网点加强价格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月16日
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镇农村法律现状的调查报告
——兼论新时期的农村法制建设
（康勇斌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341000）
序言：
水南镇位于赣州市的新城区，属于赣州市新规划的市政、办公中心区，其所辖的4个村中既有土地被全部征用、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做市民”的；也有部分土地被征用，处于“半农村半城市”(即城乡结合)局面的；还有离城市较远，基本保持了传统农村面貌的村庄。该镇的现状与新时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发展的现状是基本吻合的，即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以该镇为个案，对它的法律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可以基本看到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部分农村在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困惑和不足的，笔者自2004年7月随同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在该镇进行社会实践起，不间断地针对新时期农村的法律现状和农民的法律意识等问题，对该镇干部及广大农民兄弟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从得来的资料中，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正面临着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从而希望在以后的农村法制建设中能更多的关注到和走出这些困境，并针对个案农村所存在的这些现象，就新时期我国的农村法制建设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内容摘要：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镇为例，对当前农村法律状况、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揭示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经济与法律的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并对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促进农民法律意识提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认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隐患；农村良好秩序；困境；出路
正文：
2004年的暑期，笔者有幸作为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的一员，在赣州市章贡区的水南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名法学科的学生，面对那些开始直面的农村社会现状，笔者开始思考。也是从这次社会实践开始，笔者针对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各项事业都已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的法律现状与农民的法律意识等，对水南镇下辖的4个乡村及各基层机关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那些材料进行了整理，整理之时，笔者的心情有些沉重。
我国目前有9亿左右农民，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约3/4的国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的稳定对于我国的发展异常重要，而稳定是要法律来做保障的。一直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生活水平与素质也普遍不高，有些政策传达到农村时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相对于被制度与法律时刻关注的城市而言，农村在其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有着太多的隐患。在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社会也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在这场变革中，在这个新时期，特别是在党中央极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今天，农村的各项工作都在热火朝天的开展的，而同时农村原先所隐藏着的各种问题也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农村基层干部强行征地、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外重婚等报道时常见于报端，农村法律现状令人担忧亦可见一斑，法律在农村遭遇困境也开始展露其冰山一角，从笔者的调查数据上可以看到，在相对较富裕的章贡区水南镇有约40%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约25%的认为法律不可信，20%的认为在走投无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求助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对身边的制度产生了迷惑，有57%的农民认为村规民约就是法律，仅有43%的认为不是，且不说村规民约是否完全体现了缔约者的真实意思，但这组数据却真实的表明：农民对“法”的产生程序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心存畏惧，所以难以接受。综合笔者一个月内的社会调查和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个人所学知识，“窥一斑而知全豹”，笔者认为法律在农村遭遇到困境：
困境之一：经济与法律的脱节
相对于城市而言，当前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上，整体贫困；精神上，极度贫乏。农民的生活节奏缓慢，思想上与外界接触较少，原始的农耕方式依然盛行，而作为现代文明的法律则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环境才能大展拳脚，落后的农业经济决定了法律所倡导的法治观念与人权观念在农村将被抵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大多农民只是单纯的注重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而忽视乃至漠视对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农民依然习惯着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这些都是因为贫困落后的经济。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铸就相应的健全完善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取得发展，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距离法律所需的实施环境尚还差着很大距离；同时多年的农村建设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重视，由此可想而知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其在农村存在和发展是何等的举步维艰。有资料显示：离城市越近，交通越方便，经济越多样化，农民越富裕的乡村，其村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较高，法治的进行也相对的较好。此次在对处于赣州新市区规划中的南桥村和距城区约有5公里之远的高楼村的调查走访，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落后乡村更多的保留了小农经济形式及其思想意识，虽然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造成了冲击，但在短期内还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它们，而小农意识的狭隘与自私恰恰与法律所追求的追求自由平等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同时，落后的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也导致了法律在乡村传播的艰难，在水南镇最富裕的南桥村，笔者可以在村民家中看到村民所需要的一些单行法律规范，而在该镇最为偏远的高楼村，笔者即使在村委会也未能见到多少法律法规资料，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经济上是否宽裕是个很大的因素，一个人只有手中有了“闲钱”，才可能会去考虑接受生存以外的事情。
困境之二：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讲究以礼立国、忠孝廉耻，由于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部分“传统道德”在农村依然大有市场，封建礼教、宗族观念等依然还是广大农民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笔者认为，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正视：在农村，由于缺乏“法治”的经济基础，法律进入农村和在农村的传播更多地表现为蛮横的移植和强制的灌输。这样被传播的法律势必是无法与农村实际完美结合，结果，“法律”不仅没有给农村秩序和稳定，反而破坏了原有秩序，打破了原有平静，带来了人心惶惶。由于在农村已有千年的历史，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在意识上、表现上等与农民的素质水平、农村的现实环境相符合，农民反而更愿意接受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管理约束，而不习惯于服从法律。从本次调查的数据上看，约52%的农民认为维护农村良好社会秩序的是道德，约有43%的农民认为应该是良好风俗，只有24%的农民明确表示是法律（数据是对走访、问卷的结果统计所得，问卷允许多项选择）。我们无意去怪罪农民，缺乏经济基础的法律在农村犹如无根之木，它难以让人对它产生信仰（这里面自然有普法不到位的因素，下文再述），而且在同一问题的解决上，农村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似乎也比法律来得更切合实际，更深入人心，更合理有效。信守传统道德的农民也更愿意相信伦理常情，他们多是以人论事，而非以事论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好坏，一件事的是非，用道德伦理就能一下分清，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在农民的宗族观念里，发生在家族、家庭内部的事都是“自己家里头的事”，无论家庭暴力还是族内奸情等都与外界没有关系，那又怎么需要外界力量的进入呢？！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有妇女这样问道：我家老公喝醉了酒或者在外受了气回来就打我，打我满身是伤，但他后来会给我钱叫我医疗所看看，这算不算犯法啊? 在笔者告知她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已经违反了《婚姻法》等法律，你可以去法庭或者妇联请求帮助时,那些妇女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老公打了自己，而且已经给钱并叫去医疗所了，那还能是违法啊，还要去法庭啊。在农民的潜意识里， “上法庭”、“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而是一个骂名，谁动了就会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丢家里人、族内人的脸，甚至还可能要受到族规的惩罚。“私了”往往是广大农民最愿意做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正是小农意识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结合，同时与“打官司”这一“公了”手段背道而驰的。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常常被人这么问道：这样的事要他多少钱才不亏呢？这样的事我该不该付这么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往往无法坦荡地作答。由此可见，与贫穷落后相伴而生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目前还残存在我国的广大农村，而此刻，它们也正在农村与现代法律意识相对峙，在两者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沟，它需要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基础的相应思想来弥补。
困境之三：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
由于法律在农村的苍白与无力，法治在农村的实行也是举步维艰，在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人们更愿意去信仰一尊神，尊崇与服从一个被神化了的人，说出这些话，笔者并不觉得他们很可笑，中国历来是实行人治的，讲究的是服从，历史上的法律大多都是只设定义务而极少设立权利，几千年的传统中，法律只是一个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保障“人治”的工具，而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立足点与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以实现有效统治为既定目标，而忽视其公共管理职能，将法律的权威牢牢地与“统治者”的德行与威信捆绑在一起，法律似乎忽视了“法律该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效（近十年来相继制定、修改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等涉农法规正在开始使这种局面大有扭转），农民得不到政策法律的实惠，只会让他们对政策法律产生厌倦情绪。同时国家多年来城乡分治的做法和农业与非农业区别明显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待遇不同的传统，也严重压抑了农民的思想，闭塞了农民的视听，这也使得农民对法律怀有失望情绪。而对权力充满追逐与崇拜，表现为对行政的害怕和绝对服从，对领导的感恩戴德和顶礼膜拜。在农村总不缺乏这样的场面，某户农民的冤屈被“平反”了，该农民往往会对过问过此案的干部送这送那，甚至上门下跪感谢，他们认为是这个干部个人帮助了他们，是这个干部手中的权力拯救了他们，而非法律，同时有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治社会并不总是产生“坏官”，它也会有“好官”，当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人治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他们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通常能很好地造福百姓，惩恶扬善，超越法律，带来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那种依靠行政权力净化社会风气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亦被老百姓所津津乐道，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直至在心中升华为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包拯与明朝嘉靖年间的海瑞了，他们都是生活在人治社会之中，但是他们做了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在乎并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这也就是民间为什么对“包青天、海青天情怀”久久不能释怀原因了，然而，人治下的稳定、秩序、公正、繁荣都是暂时的，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制度，实行法治。
困境之四：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
笔者在乡村调查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当笔者在乡村采取随机聊天的方式进行调查时，每一位村民都乐意与你聊，海阔天空，对你问的问题无问不答，但是当笔者掏出调查问卷，请求配合就问卷题目进行回答(注：问卷中的问题与笔者随机聊以及座谈等所问的问题基本相同)时，被调查的村民多半面有难色，接二连三的推脱。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这与农民多年来形成畏官、害怕因为反映问题而被打击报复的心理分不开，因为无论你农民以什么方式反映问题，最后总会落到官员手上，为什么？因为农民往往看到执法的官员就是法，行政长官能够调动司法……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司法历来就是与行政合一的，这一体制，使后来中国的执法者与老百姓都产生了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司法，原本就该是行政的附庸。这一思想，不仅使司法在实现独立的路上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行政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行政手段横加干涉司法工作的场面屡见不鲜，而且行政司法权限不明，时有冲突。同时这种行政司法各自权限不明的现象，不仅在基层农村大行其道，而且在许多内陆城亦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现为：基层法检自身无人事自主权，无财政决定权，这些权力全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此情况下，原本该有司法机关来行使的权力，被移植到行政机关手中，或者司法听命于行政的指挥，行政命令可以抵制、更改甚至替代司法判决，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如同纸糊，而司法似乎也惟有依附于行政才能“有序发展”，一旦司法与行政发生冲突，其处境将十分危险，生存亦将成为问题，司法对行政的依赖性，使行政很容易干预司法，导致司法不公，且由于在监督体制上存在缺陷，虽然宪法规定司法监督行政，但基层司法受制于行政的现状，又如何能保证监督的质量和效益呢？所以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独断专行层出不穷，致使农民不相信法律，无意诉诸法律，而对行政手段解决争端带着憧憬，从而形成基层司法的巨大障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在纠纷发生时、在权利被侵犯时，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信访，而非寻找法律援助。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基层司法有所忧患。在我国的信访体系中有一种极为奇特的类型：诉讼类信访。且不说诉讼当事人去信访是否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单就他们的那种心态就已十分耐人寻味了——他们寄希望于某一领导的批示，来影响司法，以加重其在诉讼中胜诉的砝码。
困境之五：法律宣传力度不够，普法徒具形式
调查中，有很多村干部询问我们是否能够给开一些法律课程，对一些涉农法规进行讲解。询问其原因，答是：有些法律，我们知道是有这么一部法，知道有那么一个名称，但是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清楚，或者知道一些内容，但不能理解或者害怕理解有误。看着他们恳切的表情和悲痛的诉说，笔者不禁思考：法律到底是怎么走向农村的？在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确定了经济建设这个这一工作中心，农村的经济建设亦热火朝天，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结构等热潮一再掀起，政府在这些方面也是大费心思、不遗余力。然而，这些仅仅只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基层要么忽视漠视了，要么就是流于形式，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建设亦不例外。的确，法治环境的形成需要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但却也不能允许某一段时期成为一个“法律盲区”。我们看到，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的并不好，其所谓的普法，形式呆板生硬，往往是简单地将一部法律或部分法条在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的黑板上一写了事；要么就是在广播里一播了事，也不管是否有听众，有没有听懂；要么编个册子，到各村或个生产小组一发了事，也就不再管那些册子的命运如何了。就这样，一部法律，在其传播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认识与理解上的断层。再则，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对普遍现象进行专业化的高度概括总结得来，是语言的精华，如此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送法下乡”，又如何能使农民理解法律，农村接受法律呢？又如何能指望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能得到大的提高呢？笔者无意责怪基层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高度热情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漫不经心，也无意否定基层农村在经济上所取得巨大成就。笔者认为：欠缺一定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的农村将使我国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受到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维护是难以建立起高速稳定的发展体系的！
法律在农村的发展，已面临一定困境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长期忽视这一现状，将会导致农村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脱节，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困境，改变农村、农民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薄弱的局面，为法律在农村开一条新路，使其能真正深入到基层，被每一个人所熟悉并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社会加以重视和用心解决！本文旨在指出法律在农村所遭遇到的困境，并从一个法学科大学生的视角出发，试图找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出路之一：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人文执法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是法律文明的保障和基石。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提高农村的物质文明水平，在法律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无须累言了。但是，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如何来保证农村的法制建设呢？笔者认为：这种物质文明与法制文明的矛盾可以立法来调和。既然中国在很多领域一向实行城乡分治的做法，为何司法就不能变更一下其一直以来一律平等的司法立法价值取向呢？将更多的法律关怀给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同时，在司法执法上，对于那些并无太大恶劣影响的涉农案件，能否向农民一方稍稍倾斜？就如同法律更注重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样，对农村农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多一些人文关怀。使农民对法律怀有感情，在法律上找到归属感，使法律赢得民心，这也符合“法律的道德观”，现代法律的最终价值取向不应该是管制与束缚，然后树立权威，成为让农民畏惧的统治工具，而应该是从公正人文秩序等理念出发来维护、确立、保障、服务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做一个亲民者、民亲者。
出路之二：深入务实不懈的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
在前文中，我们已知农村普法长期以来徒具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致使农民对法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法律在农民眼中就是一个空架子。故而，就必须要改变现在的普法形式，笔者认为：首先，使普法者对即将“下乡”的法律进行揣摩研习，使其对该法的规范意义价值原则等一系列法的整体观念有深入的了解。为普好法选好材，以免普错法，乱普法。其次，结合本地农村的特色实际，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送法下乡，其目的只有一个：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农村扎根开花繁茂。再次，普法要有重点分步骤的进行，农村至今还依然还存在“敬人”的思想。普法，可以从德高望重者、取得一定成就者等人开始，并有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扩大普法的效果。最后，发展教育。此应该成为重点，法律说到底都还是一种意识，主观世界里的东西，只有头脑开放了，才可能真正被人接受，教育旨在开发大脑，提高下一代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为法律在农村的遍地开花做准备。我们清楚，法律意识的产生寄托于一定思想意识水平的存在，故而，作为人类思想的塑造工程的教育，便重任在肩了。
同时，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也可达到一定的普法效果，
而且甚至可能改变千百年来法律在农村及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多年来对贫穷的深刻体会和对小康的强烈向往、追求，使农民对个人利益看的很重，正确的执法，将能使法在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上展开其功能，诚信有效地执法则将使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益在现实中得到及时兑现，这样，将使农民感受到用法律来维护权利是有利的是方便有效的，他们也才肯于用法来维权，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制、民主、自由解释成和农民们密切相关的能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发展机会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相信农民们是不会那么冷漠的。
出路之三：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
千余年来实行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流毒一直波及到今天，至今，基层行政与法检关系依然暧昧，行政机构不仅远比司法机构庞杂，而且职能上多变，虽然权限较小，却也可以随意插手司法，越权行为几近家常便饭，如此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信访等方式得来的行政命令可以对抗甚至推翻取代司法判决，这样，司法的权威性又该从何而来？司法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行政手中，使宪法赋予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难以行使，“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也就不难怪为什么腐败官员屡查屡有了；同时，农民对行政命令的相信与依赖，也使司法障碍重重，这样往往也就造成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错案、冤案的发生，西方有谚语：一次不公正的判决给当事人和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十次平反所带来的安慰要大。因此，划清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实现和维护司法独立并有效监督地方行政是当务之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明确各个行政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的冲突与重叠，消灭争相管辖现象，确定行政越权、司法违法的责任及其承担，将有效消灭行政意志在司法领域中的横行，维护法律公正正义，净化审判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有效的维护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出路之四：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
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法律与道德同为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护者，二者相辅相承，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平安，然而，道德终究只能作为法律的辅助手段发挥作用，而不能与法律相对抗，同时法律亦要遵循公序良俗之原则，不可任意践踏和破坏乡村良好道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相应经济基础的欠缺，法律往往是以蛮横生硬的方式进入农村，由于缺乏磨合，法律在农村的处境如同在夹缝般左右为难，原生的农村道德与外来的现代法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先发生了。如何排除这些磨合期中的弊端，使农村秩序在法律的调教下重新回归良好，将是下一步农村工作与法律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改良旧道德，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将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农村中常有这样的“悖论”：恶媳妇虐待善婆婆，丧尽天良，天理难容；丈夫得知后，痛打恶媳，大快人心，天经地义，符合道德。然而，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却违反了法律，——这时，道德与法律便发生了冲突，这又该一谁的标准为“标准”呢？当然是法律了，当前农村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道德判断标准，现存的道德多是松散的，片断式的，还无法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信服，而法律则不同，法律中含有道德，它是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道德，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法律是由人们选举出的代表制定的），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观为准，既不是少数精英的道德观念，也不是个别落后分子的道德判断，所以，也可以说，法律是对大多数人的尊重与宽容。由于法律具有普遍性，而某一地的道德风俗可能只适用于该地，将它推广到各地是不现实的。也有人说在城市成功实践的法律也只适用于城市，在农村也将难以施行，是的，法律与道德一样，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受到时间上的限制。然而，法律作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为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制定的，这就注定了法律将在大多数地方得到普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不像道德风俗，各地都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村，不能要求法律去“将就”农村道德，而应该在农村建立一个以法律为核心的新道德体系。法律与道德并非敌人，两者应当共生共存，相得益彰。一切重在进化与改良。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离不开广大农村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广大农民兄弟法律意识的提高,否则依法治国就无法得到全面落实，“法制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有九亿人口是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改善农村的法制环境，实现农业与农村工作法治化，其意义与责任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尽快实现农村的法制现代化，将能尽可能的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早日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小康,而农村法制现代化的实现,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应该早日摆脱目前农村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将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并将阻挠国家科教兴国、兴农战略的实施，阻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摆脱这些困境，而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笔者在文章中提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而且我们也可喜的看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逐渐深入，那些在这场变革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巨大的渴求，这也就更加要求每一个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者、执行者要早日摆脱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