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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月20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本省境内的文物均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本省地上、地下、水域内遗存的一切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均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
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和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四条 一切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下列义务：
（一）爱护国家文物，遵守和宣传保护文物的各项法律、法规；
（二）发现出土文物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并主动上交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三）发现毁坏文物或盗掘、盗窃、非法经营文物的行为要制止，并及时检举、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第五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重视对文物、博物（以下简称文博）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合理使用。文博专业人员应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做好文博工作。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和经费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需要建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以研究处理文物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州、市（地区）和文物较多的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设立文物管理机构，配备文物管理专职人员。未设文物管理机构的地方，文物管理工作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人员负责。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必要
时可以建立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
第八条 文物事业经费和文物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应分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由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根据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使文物事业费逐年有所增加。
文物较多的州、市（地区）、县（市、区）文物维修费有困难时，由上级人民政府酌情给予补助。
第九条 文物事业单位进行有偿服务和经营性活动的收入，不抵预算拨款，用于弥补文物事业经费的不足，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
第十条 尚未确定级别的文物遗存，各级人民政府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制定保护管理措施妥善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毁坏和擅自处理。
第十一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品、爆炸品、放射性物质、有毒和腐蚀性物品及其他一切有损文物安全的物品，严禁射击和有碍于文物保护的采矿、爆破等一切影响文物安全的活动。
发现地下遗存有文物的地方，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内不得改变原来的地貌，不得随意取土、采石、毁林、开荒。
第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未经原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及其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或者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未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有关部门不得批准拨款、征地、设计、施工。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建筑物或构筑物时，设计方案必须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征得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当地城乡建设部门批准。拟报批修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与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环境气氛相协调，不得破坏文物保护
单位的环境风貌。
第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必须保持原有的整体性，对其附属物不得随意拆毁、改建、添建。文物的修缮、保养、迁移等，必须按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批准后方可开工。维修时，不能改变文物的结构和原状。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或改变管理体制，要根据其保护级别报请原公布机关和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批准使用、管理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和团体，必须与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和保护协议，接受文物部门的业务指导、检查和监督，负责建筑物的维修、保养和附属文物的安全。
对本办法公布前文物保护单位已被非文物部门占用的和管理权属尚未确定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定，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有损文物安全或有碍开放活动的，须限期迁出，所需经费由迁出单位自理。
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尚居住于文物保护单位内的住户，须与文物管理部门签订保护协议，承担保护责任，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五条 未经省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测绘古建筑、石窟寺和纪念建筑物。
第十六条 古长城及其沿线的城障、烽燧和文物，所在地的县（市、区）、乡政府应当严加保护，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毁坏和挖掘取土。
第十七条 经批准开放的石窟寺，每年开放的洞窟要报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始得允许参观。
第十八条 经核定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要全面规划，明确保护对象，制定保护措施。
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规划，应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城建部门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在建设中，必须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特在风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乱占、乱建、乱拆、乱挖、乱搬、乱改，严禁有损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建设工程施工。
第十九条 尚未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镇，凡具有悠久历史、革命纪念意义、民族特色或保留较多文物古迹、地方风貌的，在规划建设中，应妥善保护。
对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庄园、会馆、民居、街道、衙署及其他纪念建筑物要适当保留。

第四章 考古调查和发掘
第二十条 省内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和私自占用。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凡报经批准发掘的单位在发掘报告发表后，应将所有出土文物附清单报送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保管条件和实际需要，指定具备保管文物条件的文博单位保管或收藏。发掘单位需留作标本的文物，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二条 省外有关单位来我省进行考古调查或发掘，必须事先征得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与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调查或发掘协议书。采集或发掘出土文物，按协议规定处理。
未经考古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尚未公开的文物资料。
第二十三条 在进行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古墓葬、古遗址及其他文物，必须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已出土的文物，一律交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匿或损坏。
古遗址、古墓葬因自然破坏或基本建设工期紧迫有破坏危险，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时，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由其委托的有考古发掘能力的单位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补批。抢救性发掘的范围，以坍塌暴露或短期内有破坏危险的部分为限，超过部分按考古发掘
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 任何外国团体或个人，未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许，不得在省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不得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和尚未对外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章 馆藏文物和拍摄、拓印
第二十五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和其他单位收藏的文物，严禁出卖或者做为礼品馈赠。
上述单位对所有藏品都要建立档案，报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备案，对收藏的一、二级文物造册上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文物收藏部门必须建立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一级文物藏品应有专人专库或专柜重点保管。没有配备文物管理专职人员或无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人员负责文物管理工作的州、市（地区）和县（市、区）不得保存文物藏品，其藏品由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文博
单位保存。不具备收藏一、二级文物藏品条件的单位，其所收藏的一、二级文物藏品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文物收藏单位必须有防盗、防火、防潮、防虫等措施，应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定期的安全检查制度。
第二十七条 重要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根据需要设置安全保卫组织，按规定配备保卫人员，负责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业务受公安部门指导。
第二十八条 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或借用等，必须履行报批制度。其中属一级文物藏品的，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属二、三级文物藏品的，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属一般文物藏品的，报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核定为文物的石刻和金属铸品，除管理该物的单位可以按规定拓印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拓印，如有特殊需要，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拓印提供。
凡内容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或者天文、水文、地理等资料的石刻和未发表过的墓志铭，严禁传拓出售或者向外国人提供拓片。
第三十条 文物复制品的生产，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执照。复制和临摹一级文物，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复制和临摹二、三级文物，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一条 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珍贵文物未经批准不得拍摄。禁止拍摄的文物，应用中外文树立标志。
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品，不准全面、系统拍摄；展柜中的文物不准取出拍摄；窟内、殿堂内、墓室内树立禁止拍摄标志的文物，不准拍摄。
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或有上述人员参加的摄制组，在非开放地区拍摄文物的，应先征得外事、公安、军事部门同意后，始得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拍摄文物，应遵守保护文物安全的有关规定，并按规定交纳费用。
第三十二条 凡使用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场景摄制电影、电视，应报省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拍摄时，不得用文物作道具。
第三十三条 国外出版机构和个人或者中外合作出版单位，来本省收集资料出版文物书刊，必须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六章 流散文物和文物出境
第三十四条 文物的收购、捡选、接收和经营文物销售业务，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如出售时，应到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和文物商店出售。
散存在群众中的零星出土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接收，并给予奖励；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严禁任何单位、个人无证或伪造证件坐地和走乡串户收购文物。
第三十五条 银行、冶炼、物资回收部门捡选出的文物，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捡选出的文物据为己有，或者送人、出售。
凡古人类化石和具有科学价值的古生物化石，由文物部门征集、捡选、收购。
第三十六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取缔文物黑市交易，严厉打击盗掘、盗窃、走私和贩卖文物的活动。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依法收缴的文物应妥善保管，并在结案后一个月内，无偿归还原收藏单位或移交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博单位。
第三十七条 准备出国展览的文物，在正式批准文件和签订协议书下达前，不得启运。
外贸部门出口化石和文物复制品，应由文物部门鉴定，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证明，方可启运。
文物出口和国内外人士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必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鉴定。经鉴定可以出口的文物，要钤盖火漆印章，并发给许可出口凭证。

第七章 奖励和惩罚
第三十八条 有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所列事迹之一或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在基本建设和生产过程中保护文物有功的；
（二）从事文物安全保卫、市场管理、打击文物走私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文物普查、文物征集、文物捡选、考古发掘及文物管理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四）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遭到破坏，立即向当地政府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的。
第三十九条 有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所列行为之一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擅自修缮文物建筑，改变文物原状的；
（二）对使用、保管的文物建筑不履行保养维修职责，使文物及其环境受到损坏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复制、拓印、拍摄文物或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的；擅自出售文物复制品、文物拓印片和内部资料的；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擅自施工作业或从事其他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
（五）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发掘的；违反考古钻探技术规程的；
（六）损坏或擅自拆除、移动文物保护标志、界桩、围栏的；损坏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公共设施的；
（七）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因失职造成文物损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八）刻划、污损、踏骑国家保护的文物的；
（九）在建设和生产中发现文物，不保护现场，强行施工和继续作业，造成文物破坏或损失的。
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由公安、工商、文化、城建、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对第三十九条所列行为视不同情况给予警告、罚款、没收文物和非法所得，限期治理等。
受处罚的单位和个人不服公安部门行政处罚的，提出申请或提出诉讼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办理；不服其他部门处罚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后十五日内，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经复议后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接
到裁决通知后十五日内，再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有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问题由省文化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将《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改如下：
一、第三十九条修改为：“有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所列行为之一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擅自修缮文物建筑，改变文物原状的；
（二）对使用、保管的文物建筑不履行保养维修职责，使文物及其环境受到损坏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复制、拓印、拍摄文物或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的；擅自出售文物复制品、文物拓印片和内部资料的；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擅自施工作业或从事其他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
（五）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发掘的；违反考古钻探技术规程的；
（六）损坏或擅自拆除、移动文物保护标志、界桩、围栏的；损坏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公共设施的；
（七）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因失职造成文物损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八）刻划、污损、踏骑国家保护的文物的；
（九）在建设和生产中发现文物，不保护现场，强行施工和继续作业，造成文物破坏或损失的。”
二、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处罚由公安、工商、文化、城建、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权范围，对第三十九条所列行为视不同情况给予警告、罚款、没收文物和非法所得，限期治理等。”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9月29日
浅析证明责任理论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一、浅释证明责任
何谓证明责任？学界向来对此众说纷纭，可以说学界关于证明责任表述的不断演变过程，也正是学界对证明责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初期，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就自己所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直至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认识才跨入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新时代。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的认识也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即：一、行为责任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责任。”⑷ 二、双重含义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⑸ 三、危险负担说，其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受到不利裁判的后果。⑹ 应该说危险负担说才真正揭示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才正确的说明了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巨大作用。但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就笔者之观点看来，主观的证明责任应称之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本文仅就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客观证明责任作一阐释，而且笔者认为这才是未来证明责任研究的方向之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不利益诉讼负担或不利益诉讼风险。”⑺ 其不等同于提供证据的责任，也不是举证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举证责任则包含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两层涵义。由此可以看出，当诉讼终结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为了能依法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就必须依据证明责任规范使当事人一方负担诉讼之不利益，从而使案件的裁决得以确定完成。可以说证明责任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发挥着巨大而关键的裁判依据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证明责任只能由一人承担，只在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才使其明显区别于提供证据的责任。
应该可以说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担败诉的一种风险，一种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所负担的败诉风险，其于诉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正是学界不断对其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司法界对证明责任认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一直不为我国司法界所重视，能确切说出其涵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法官思想中，证明责任是一个极其模糊又极其接近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经常将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相混淆。应该知道证明责任仅于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则于诉讼之始终发挥着作用。两者的混淆不仅导致了证明责任随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转移，更使得在诉讼终结之前当事人败诉与否的命运就因证明责任过早的发挥作用而早已确定。这不仅使当事人于诉讼中承担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更使得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性。而且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于诉讼中可以依职权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的证据对抗的平衡，使本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得以免除，从而使证明责任理论无法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曾经有人撰文说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其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仅是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原因，而不能据此断然推出当事人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时，法院应裁判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世界许多国家以实体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而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界限，从而忽视了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⑻ 不可否认，相关规定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证明责任的充分正确认识，但这不应该成为法官相关理论知识缺乏的托词。法律规定的涵盖面是有限的，法官之所以被赋予裁判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其熟悉法条，更是因为其具有超脱于法律条文之外的深厚的理论底蕴。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正确应对各式案件，才能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于案件的裁判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者，这对正确发挥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巨大作用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德国学者普维庭教授指出证明责任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⑼ 只有证明责任分配得以确定，才能在诉讼中确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也只有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体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被告各自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⑽ 如果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前文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日本学者石田穰教授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适用顺序，在其中石田穰教授将依立法者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放在了优先适用的地位上。那么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首先从立法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角度来加以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证明责任的分配既不脱离于立法者的原有本意，又充分体现诉讼风险负担的公平合理。而德国学者罗森伯格提出的规范说（又称法律要件分类说）正是基于这一主旨，提出了“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存在权利障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或权利排除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⑾ 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规范说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当前为学界广为接受的。但也有学者指出规范说存在着方法论、逻辑性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⑿ 因此以德国学者穆茨拉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创立了反规范说。反规范说应该说是对规范说的一种修正，其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说：“一、危险领域说。该说以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即当事人应当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二、盖然性说。该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依据，把待证事实证明的难易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辅助性依据。 三、损害归属说。该说主张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该说又具体化为盖然性原则、保护原则、担保原则、信赖原则和惩罚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确定损害的归属。”⒀　而在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危险领域说。因为在诉讼实践中，权利主张者常因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所控制，而无法提供该证据。若于诉讼终结时，依规范说之理论由该当事人承担由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的证明责任，实为一种诉讼上的不公，使权利主张者因诉讼上证明责任分配的瑕疵而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对方当事人更有可能为了使这一要件事实于诉讼终结时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而不提交该证据，甚至毁损这一证据。因此单纯的依规范说确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极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极大的不公，所以笔者认为应依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主，危险领域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例外，从而有效弥补规范说的不足。
在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见，我国司法界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问题上采用了规范说的理论。这不仅由于该学说在理论上已较为成熟，而且也是因为其在我国已为学界所认同，且也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第七条又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笔者认为此条规定中的“举证责任”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应包括证明责任。由此说来，该规定还赋予了法官在一定条件下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日本学者石田穰在论及证明责任分配时曾指出“如果立法者的见解即立法者的意思不存在或不明确时，可以按‘法律漏洞’依判例创造证明责任规范。”⒁由此可见，该补充性规定是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法律漏洞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最佳方法，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本身必须是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规范说的弥补比起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的补充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依此条规定证明责任可能在诉讼终结前就发挥了其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具有事前效力，如德国学者普维庭。）即于诉讼终结之前就已确定了败诉者，这无疑使其后的诉讼流于形式。而在我国更有可能会在实践中造成对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再次混淆。
四、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证明责任倒置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该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⒂曾有学者置疑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其认为“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成立的，因此，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相反，如果没有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就无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正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及民事审判中并未存在所谓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自然也就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不少人认为我国存在证明责任倒置，显然是在不同法律语境差异下的一种误识。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要有一个“正置’’的前提，只有存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配，才谈得上对其的倒置。然而，遗憾的是，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举证责任的正置。既然不知道举证责任的正置，如何能言倒置呢?”⒃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过去有关规定的不足不无关系，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任何对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否存在的置疑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存在了“正置”；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显然又是为了弥补一般原则的不足，以维护诉讼的公正性而规定的一种例外，当然是一种“倒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证明责任的倒置都有了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对其的置疑也应不攻自破。
根据规范说理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但规范说无疑存在着其巨大的局限性，其在某些案件上的适用极有可能会造成诉讼上的不公，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救济。因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中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活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而有效的弥补了一般原则的不足。在这些特殊案件类型中，权利受损害方显然处于一种证据上的劣势地位，其依一般原则所要证明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据往往不由其掌控，或其不具备能力掌控，而且这些证据大都为对方当事人所掌控。因而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害方承担不必要的败诉风险，就应将证明责任改由否认这一事实或主张对抗该事实的事实的对方当事人承担，由笔者看来这正是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补充的一种体现。即根据危险领域说理论，在充分考虑了举证的难易。与证据的距离，有利于损害防范和救济三个因素后，将原来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从而有效维护权利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以规范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与危险领域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例外原则所构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是最为合理有效的，才能在诉讼中最大程度上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五、结语
证明责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笔者来说，由于水平有限，无法全面剖析证明责任理论，在论述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众多疏漏。但应该说对证明责任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弥补其缺陷，这一理论才能趋于完美，对其的研究才能更有希望！






注：
⑴陈刚主编：《比较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9页。
⑵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⑶ 同上
⑷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1987年版，第219页。
⑸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⑹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⑺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⑻肖宏：人民司法，1999年第五期，第33页
⑼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77页
⑽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⑾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⑿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82页
⒀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⒁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⒂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⒃张卫平：人民司法，2000年第八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