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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戒毒的成本分析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 颖


【摘要】劳教戒毒是目前我国戒毒体制中强制戒毒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体制的原因使得劳教戒毒工作困难重重。本文运用经济学成本分析方法来考察劳教戒毒成本的构成及成本投入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改革行政运作机制和人事体制、加强戒毒预算分配管理入手，有效实现劳教戒毒成本科学投入、戒毒资源合理配置的途径，以期“以合理的劳教戒毒成本投入，获得理想的社会效益”，从而切实发挥劳教戒毒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劳教戒毒 成本分析


一、概述
（一）劳教戒毒的概念
劳教戒毒，在目前我国戒毒体制中是强制性戒毒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的专门劳教戒毒所和综合性劳教所中设置的承担戒毒任务的戒毒大队负责具体的戒毒事务。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禁毒决定》），“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全国第三次禁毒会议之后对这一规定进行了政策性调整，即复吸一律送劳动教养）
（二）戒毒模式概述
戒毒模式，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文化、习俗、观念以及卫生医疗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目前，我国的戒毒治疗模式有：
1、自愿戒毒：吸毒人员自愿到社会上开设的戒毒所戒除毒瘾。自愿戒毒机构由卫生部门主管，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时限一般为10~20天，主要目的是帮助吸毒人员生理脱瘾，摆脱身体对毒品的依赖。
2、强制戒毒：是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的长期性或临时性戒毒所，由公安机关管理，卫生部门监督。被强制戒毒的对象是《禁毒决定》第八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由公安机关规定给予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时限一般为3~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强制戒毒机构实行与外界隔绝的办法，按照半军事化的规范，进行强化训练、教育和管理，使其心理毒瘾得到控制、减弱和消除。
3、劳教戒毒：（见上述概念）。时限为1~3年。除对戒毒者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其他康复工作，还需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政治思想、法制、文化、技术教育。
国外戒毒治疗一般以医疗模式为主，主要有：
（1） 短期住院治疗：3~6周，门诊。
（2） 社区治疗：1~2年。
（3） 门诊戒毒治疗：时间不定。
（4） 美沙酮维持治疗：长期。
二、劳教戒毒的成本、成本构成与分析
（一）成本的概念
成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一般说来，只有企业收益超过企业成本，才有效益可言。戒毒工作也是一项投资，要想获得收益，也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这就是戒毒成本。戒毒成本，是指戒毒工作部门为了达到一定的戒毒目的而投入的全部资源的总和，包括在戒毒工作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
（二）劳教戒毒成本及构成
劳教戒毒成本，是指劳教戒毒机关为了达到戒毒劳教人员戒除毒瘾，使之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而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等司法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
结合劳教戒毒工作复杂多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依照不同标准对劳教戒毒成本作出不同分类：依是否在戒毒工作中直接产生的耗费和执法过错，将劳教戒毒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过错成本；依是否随外界情势变化，将其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依是否与经济因素有关，将其划分为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进行成本分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成本的含义及其作用，从而有效地提供和使用各种成本信息，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具体分析如下：
1、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过错成本
直接成本：指与劳教戒毒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成本。如，警察的薪金（直接人工），戒毒治疗、检验物质耗费（直接材料）。
间接成本：指与劳教戒毒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成本。如，日常行政性开支。
过错成本：是指劳教戒毒机关对戒毒劳教人员的不当管理及治疗措施的错误运用所造成的耗费，作为劳教戒毒成本只是一种可能的成本支出，并非任何劳教戒毒单位、任何矫正治疗措施必须支付的成本。
过错成本的发生原因：（1）民警的不当管理，如非法或不当使用警械具，造成戒毒劳教人员身体、心理、精神的损伤甚至死亡。再如，处理戒毒劳教人员违纪、违法案件中，因刑讯逼供致伤、致残甚至致死人员事件。（2）矫正措施、治疗方案的不当运用。如药物的误用、体能训练过度所致伤害。
以上只列举了工作中的几种常见现象，实际上，戒毒治疗中的一些过错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由于人们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则缘于治疗技术、矫正方案的圈囿，即不完善性。当然，在工作中我们是可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减少工作中的过错成本。
区别直接与间接成本和过错成本，目的在便于“借此考核成本分配的合理性，从而也推动成本计算制度的创新”。
2、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都是就短期成本而言，长期成本都是可变的。
固定成本是为了维护劳教戒毒工作的正常运转，由国家财政担负的机关日常性开支，如，办公场所、设施，车辆的使用与维修，警察的薪金，固定资产折旧费，保险费等。
变动成本是在一定时期以内随外界情势等相关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费用支出。如，政策调整，加大对吸毒行为的打击力度，造成收容人数的增加；应付突发事件的预留资金，包括对戒毒劳教人员制造的所内事件的处置，对相关人员采取的羁押和强制措施，对脱逃人员的抓捕、跟踪等要支付的费用。
3、经济成本与非经济成本
经济成本是戒毒工作所必须的经济耗费，包括办公费用、警察薪金、基本建设经费等。
非经济成本是指经济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如社会心理成本。社会心理成本“是指社会民众对在侦查活动影响下的社会治安状况所抱的一种心理态度，具体指针对犯罪行为而实施的侦查活动在执行过程中对民众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影响，也可说是一种民众对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权利造成侵犯的心理印象。如果侦查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所采用侦查手段对民众权利造成的侵犯越少，则民众会感到更安全，社会心理成本越小。”在劳教戒毒工作中，社会心理成本就是民众对国家采取劳教戒毒这一强制戒毒措施的心理反映，如果此项工作对戒毒劳教人员的权利侵犯越少，手段越科学，管理越文明，社会效益越高，则民众会感到越满意，社会心理成本就越小。
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在国内外争议颇大，存废之争持续已久，其影响已上升到人权（公民权）保护、法治目标的实现、国家政治形象。因此，考虑并重视劳教戒毒工作的非经济成本，尤其是社会心理成本已是大势之趋。
4、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在具有稀缺性的世界里作出一项决策而不作出另一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通常区分使用三种不同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会计成本、经济成本。对经济学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美国经济学家保尔•萨穆尔认为，“做决定具有机会成本，因为在一个稀缺的世界中，选择一个东西意味着放弃其他的一些东西。机会成本是被错过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在劳教戒毒模式的选择上，也存在机会成本的问题。目前，国内外流行着诸种内容窘异、风格效用各不相同的戒毒模式，如何在符合戒毒价值目标的前提下，选择一个与劳教戒毒相融合的、科学的、有效的、经济的戒毒模式，是机会成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劳教戒毒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首要课题。如，国际上流行的“多维度家庭治疗”模式，其治疗的关键是必须有人、有时间对戒毒青少年进行不间断地全程跟踪观察和监督。若将其引用到劳教戒毒中来就是大失理智的愚笨之举，在现有警力就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员和时间投入至如此昂贵的运作。劳教戒毒所做不到，社会上的自愿戒毒机构也不可能做到。即便是（部分试点单位）已经引用到劳教戒毒中的社区治疗（TC）模式也存在着工作原理、组织原则、管理规则、实施程序上与劳教戒毒模式的融合问题（或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故而，机会成本分析不可或缺。
（三）劳教戒毒成本分析
“成本分析，是按照一定的原则，采用一定的方法，根据成本计划、成本核算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成本完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查明成本升降的原因，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方法，达到以较少资金耗费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的目的。”这是经济学上对成本分析的定义。我们所讲的劳教戒毒的成本分析在采用经济学成本分析方法、技术的同时，应当注意与经济学概念的区分。微观经济学中，企业关注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即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在司法活动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原因在于法律成本与一般的生产成本有着严格的区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心理成本，即无法用物质的、经济的标准去衡量、去量化。因而对劳教戒毒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就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的内容了。
根据劳教戒毒工作的实际，将劳教戒毒成本分析的目的定位为：正确测定戒毒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客观评价责任单位的工作业绩；揭示差异原因，把握戒毒成本变动规律，逐步提高成本管理水平。
成本分析方法：
　　涉诉信访是《人民法院报》社推出的2011年度十大关键词的最后一项。虽然是最后一项，似乎与其他项相较还有些另类，但却是法官们，尤其中基层一线法官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所以，自己也感觉言犹未尽，意欲再论。
　　再论的话题前文已经提到，是专家解读时提出的三个难题的另外两个：非法院自身因素和法院行使判断权之后外部机制、力量衔接问题。
　　在论及法院自身因素问题时已提到，若属实，依法依纪给予责任法官相应的处分，法官自是无话可说；如若是法官自身之外的因素或社会机制的问题，办案法官却要担责，自然很难被讲究责权利对等的法官们所接受。
　　法院自身之外因素有很多，经常说的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不过，我们稍加留意，好像这多年各类媒体也好，法院也好，提及的频率下降了很多，法院自身更强调为大局服务。但频率的下降并不意味这种现象的消失，它们对法院、法官的干预并未停止，“大局”这面大旗时不时被个别为了私利或小集体利益的人利用，法官们甚难抵御。而能够利用“大局”作旗帜的，自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往往在地方或部门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网上有一则可能不太为人瞩目的消息，某镇政府因一、二审均败诉，竟雇佣百人到县市政府、省城上访，胁迫法院改变判决结果。而后来的结果的确如其所愿，一审法院合议庭审判长竟因上访事件被停职，案件则被发回重审。这种形式的上访，出自肩负处理上访工作的政府部门，大概是活学活用的“借鉴”了其接待过的某些信访当事人的做法。或许有人会质疑这则消息的真实性，一旦你在各类媒体确认了还有更高层级的，“陕西省政府发函施压最高法”这则报道，你就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
　　曾在《法官的骨气》一文中，引用明代一位“清官”对子女的嘱托：丈夫遇权门须脚硬，在谏垣须口硬，拒贿赂赃钱须心硬，浸馋言须耳硬。话是这么说，要想做到，即便你有骨气、勇气，但效果未必好。毕竟，没有决定权的骨气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在论及法院自身因素时已提到，当前我国法院行政化的管理体系，决定了办案法官未必有最终的裁断权。文书不经院庭长签发，是违反法院规章制度的；合议庭意见必须服从审委会决定，这是现行法律“规定”。身为司法官员的法官，如若不遵守法律、“规定”，岂可妄谈他人行为的合法、非法。不仅仅法官个人如此，有时甚至整个法院也难以抵御。案件被当成“烧饼”翻来覆去，即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如前述，法官的骨气与勇气，难以发挥实质作用，不妨以非法官人士作以类比。因为当事者是名人，知晓率较高，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流泪的赵普、“多嘴”的赵普，已有报道其可能去向是凤凰卫视。广为人知的名人尚遭受如此礼遇，何况并不抛头露面、所办的绝大多数案件并不为社会所知的普通法官。用基层法院法官们常自嘲的一句话：小法官一个。
　　至于与外部机制、力量实现无缝对接，更非一名“小法官”能为。即便贵为“大法官”的各级法院院长，面对复杂、林立的各类机关、部门、组织、企业，同样是力不能及。仅以法院系统高度重视、政府部门还设有职能部门管理的调解工作为例，虽说各级法院都在积极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各级法院，尤其基层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足以说明效果远未实现构建之初的目标。
　　关于涉诉信访，有位法学家给这么一段顺口溜加了一句话不得不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他加的是：胡闹胡解决。既恰如其分，又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解决信访事件的乱象。确实，很多上访者并非无理取闹，但确有无理取闹者确确实实通过信访获得了不正当利益。这恰如我们通常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作为法官，当依法办事，如果因为担心“胡闹”，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就不可避免。法与访，显然法大，无论是谁，无论访到什么程度，以适用法律为职业的法官，仍须依法办案。法官们如果担心“闹”，或因为“闹”，或由于当事人以“胡”字撑腰，就随意超出法律的限度，对法官们实在是一种无奈，更是对法治的嘲讽。


作者：刘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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