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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主体新探

卢均晓

一、引言
死刑，又称为极刑、生命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这是我国基本法律对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以下称临场监督）最权威、最直接也是唯一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该规定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执行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从字面上看，临场监督主体似乎很明确，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然而究竟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由人民检察院哪一个部门临场监督，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各地的检察实践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主要做法有二：一是由提起公诉的部门临场监督，即“谁起诉谁监督”；二是全部由公诉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上述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临场监督主体问题谈几点浅见。
二、临场监督的级别管辖
根据《刑诉法》关于“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关键是看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有死刑行刑权。那么，究竟哪一级人民法院具有死刑行刑权呢？下面对死刑立即执行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 死刑立即执行。根据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命令，均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七日内执行。这里的原审人民法院指的是第一审人民法院，通常是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根据《刑诉法》有关审判管辖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能否因此就认为死刑案件的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就一定是中级人民法院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都有其第一审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并且不能排除作出死刑判决的可能，相反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其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包括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两种情况，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也有可能审判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已有第一审判处死刑（含死缓）的先例，例如，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由此可见，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均有可能成为死刑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说原审法院，根据“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的规定，他们都有死刑行刑权，与此相对应，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均有权在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
（二）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认定构成故意犯罪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经上级人民法院或者由本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后，交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这主要因为：一是，死缓罪犯在监狱服刑，在严格的监管之下，不太可能发生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或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二是，在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监狱保卫部门负责侦查，与其级别管辖相对应的是市级检察机关和中级人民法院。因此，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案件，一般交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由罪犯服刑地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
那么，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由于基层人民法院没有死刑行刑权，同级的基层检察院也不应有临场监督权。但在1996年《刑诉法》实施以前，根据1979年《刑诉法》关于“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曾一度发生将死刑案件下放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 ，在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情况下，同级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直接临场监督也就顺理成章了。1996年《刑诉法》将该规定删去后，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临场监督中主要起着协助和配合上级检察机关的作用。
三、临场监督的部门管辖
监所检察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是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的职权之一，然而，该《细则》第九条又规定“监所检察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和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核准交付执行死刑时，应当派员临场监督”，将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的范围局限于本部门起诉后判处死刑的案件，其言外之意就是“谁起诉谁监督”。那么，其他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究竟应当由哪个部门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而不是公诉部门或者其他起诉部门。理由如下：
（一） 从法律规定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诉法》共有四编，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阶段，第四编规定了死刑（包括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八种刑罚的执行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最高检察院《规则》）在第十章第五节规定了上述刑罚的监督程序。虽然《刑诉法》和最高检察院《规则》都没有对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不难看出法律的本意是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和监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范，如果由监所检察部门担负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执行监督，由公诉部门担负执行死刑临场监督，将执行死刑割裂于包括死缓在内的刑罚执行监督之外，明显有悖于法之本意。
（二） 从职能分工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最高检察院《规则》第十章，将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执行监督五个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和长期的检察实践，侦查监督部门主要负责立案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审判监督和刑事判决、裁定监督，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负责执行监督。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更加明确的指出，监所检察工作的重点就是刑罚执行监督。执行死刑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由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也就是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由公诉部门承担临场监督，不仅削弱了其公诉和审判监督的本职，而且人为将执行监督职能一分为二，造成各部门职能的混乱不清。
（三） 从保障人权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事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便进入了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人权，尽量避免同一司法人员以不同权利或地位参与同一刑事案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刑事诉讼阶段，如：参加过一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该案的审判人员。该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防止刑事诉讼上的“角色冲突”和“先入为主”② ，避免因此影响司法人员对案情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判断。由案件公诉人进行临场监督，实际上是公诉人以公诉权参与起诉程序之后又以执行监督权参与执行程序，这样做对于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显然十分不利。
（四） 从监督效果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院）是检察机关履行监所检察职能的组织保障和重要手段。派驻检察干警自死刑犯进入监管场所之日起，就对他们进行了重点观察和教育，有条件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等情况进行了解，有条件对他们的判决是否有错误、是否喊冤、是否有检举揭发和重大立功、是否怀孕等情况进行掌握，有条件对他们的提解以及遗书、遗言、遗物、遗款的清理工作进行监督，如果是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的派驻检察室（院），则可以直接由他们临场监督，即使是基层院的派驻检察室也能够为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临场监督提供第一手资料，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从而提高临场监督的效果。例如，1984年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文某、杨某死刑，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执行前二人喊冤，并要求监所检察干警提审。经复查，二人只有猥亵、追逐一女青年等流氓行为，所谓轮奸的犯罪事实系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所致。据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文某有期徒刑12年，改判杨某有期徒刑10年。
（五） 从死刑执行方法改革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实践中有的同志提出，监所检察顾名思义就是对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察，其职权范围应限于监管场所，因此不能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一是对监所检察部门职责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监所检察部门不仅要监督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而且还要监督公安机关监外执行情况、打击监内和监外罪犯的重新犯罪活动，更确切的说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责包括监所检察和刑罚执行监督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相互交叉却并不重合；二是对执行死刑的场所和方式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内执行。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改革的深入，在特定的羁押场所内采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已是行刑人道主义和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

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的思考

刘秋苏? ?薛 雨???

（??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法院法官 江苏 丰县 221700）
（?苏州大学法学院200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对行政不作为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别从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为行政机关、是否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是否有合法与违法之分、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讨行政不作为的理论界定。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 思考

一、研究行政不作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行政行为，可以说是整个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推动整个行政法学向前发展。
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同时包括了行政作为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行政作为比较重视，比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皆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然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却不够充分和细致。许多学者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时，多注重行政行为的抽象与具体之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之分等，这些分类的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然而却很少谈起行政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之分，更无专门系统的介绍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这表明了我国对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研究的不全面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不作为的研讨，以完善行政行为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不作为尤其是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由于其隐蔽性，更是经常出现，致使个人或公共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据报载，“去年轰动全国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中，有243人中毒死亡，数百人受伤住院；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让中下游百万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亿元以上，且沿江生态环境的恢复也十分困难；今年，震惊中央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致使大量婴儿身体发育出现畸形，甚至有婴儿死亡；四月底，山西临汾又传出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死亡人数达35人之多。”[1]这一幕幕让国人不寒而栗的悲剧的背后，有不法商人的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但更有我们政府的相关环保、质检、工商、安检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分清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作为行为，其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与部分合理性审查后，可视具体情况，分别做出维持、撤销、变更或行政赔偿的判决；如果相对人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则是要求被诉行政主体履行应尽的义务，或当其履行义务不能或无必要时要求确认其违法，与此相适应，法院经审查，可视情况分别做出限期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行政赔偿判决。
总之，行政不作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不断地去探讨和研究.
二、行政不作为的内涵界定
究竟什么是行政不作为？即如何给行政不作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我们研究行政不作为的一个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一步，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对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加以界定。
（一）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必须是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不立法、司法机关不审判，肯定不会构成行政不作为，因为他们不享有行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讲，行政机关的有关行政权的不作为，就一定构成行政不作为。但是，并非行政不作为一定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因为实践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也在事实上行使着大量的行政权。例如，根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行使招收学生、对受教育者进行处分、颁发学位证书等行政权。这时理论界就引入了一个学理概念，即“行政主体”，它是指“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2]所以，那些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经过法律授予行政职权的组织，对这一职权所规定的积极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也同样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只要享有行政权就能作为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一定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践中，法院也在逐步受理授权组织被诉的行政案件。例如，不断有高校因不发给学生学位的问题，被推向法院行政审判的被告席。可见，行政不作为的主体不能简单地界定为行政机关，这样实际上就是缩小了行政诉讼中行政不作为的主体范围。而是应该恰当地界定为行政主体，它不仅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行政机关而是行政主体。
（二）行政不作为是否必须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为前提？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在法定期间内不予答复或拖延不决，当然构成行政不作为。例如，刚刚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第四十二条对行政许可的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以提高行政效率来保护公民权利。这时某一个体户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个体工商许可证，若该机关在法定期间内迟迟不予答复或延期不决，该行政主体的行为就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合法申请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条件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行政行为除了由于相对人的申请而启动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之外，还有无须相对人申请而自动启动的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例如，一旦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发生，有关公安机关就应依职权予以相应的处罚或其他处理，否则就构成不作为；环保部门对污染环境的企业，要主动而无须经相对人的申请去查处，否则也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把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时，应当从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和依申请的行政不作为这两处着手，而不能偏废。否则，将使大量的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所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并非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前提。
（三）行政不作为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
“从法理上讲，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积极义务指必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作为义务；消极义务指抑制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不作为义务。”[3]例如，工商行政部门在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就负有积极主动地去查处该商品的作为性义务；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享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干涉其经营自主权，这就是行政机关负有的典型的不作为义务。针对“不得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不作为义务，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则恰恰是“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违法的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做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关于受案范围的第三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表述，学术界也一致同意这是对一种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的具体化。如果将这种违反法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行政行为，定性为行政不作为，就会出现理论上对作为与不作为界定与区分的混乱。反之，如果将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看作一种行政不作为，也是不妥的。因为“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只是遵守禁令的一种客观事实，客观上表现为一种不作一定行为的非行为状态，而不能视为一种行为而存在。”[4]所以，行政不作为只能针对法定行政作为义务而存在，而并非仅仅简单地针对法定义务而存在。
（四）行政不作为有无合法与违法之分？
笔者从《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中看到《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研究》一文后，有此感触。该题目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中的“违法”若仅仅是强调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仅仅起强调作用，即行政不作为均是违法的，倒也可以接受。这类似于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排除范围的第一条第四款中“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里的“不具有强制力”也只能理解为是强调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力，并非指行政指导可以分为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和没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因为行政指导本身的特征就是不具有强制力。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王连昌教授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和不履行应作为义务的行为。”[5]这一观点认为履行不作为义务也是行政不作为，并由此当然的推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履行不作为义务）与违法（不履行作为义务）。然而，这一推理的前提条件，即“履行不作为义务是行政不作为”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法律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都是能够引起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即具有法律意义或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只负有不作为义务的人不去为该行为，就不会形成特定主体之间具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这种“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不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具有法律意义，因而它并不是法律事实，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上的不作为行为。况且，法律规范也没有必要对其调整和规范。所以，行政不作为不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这种合法行为，而仅指“不履行作为义务”这一违法行为。所以，行政不作为表示一种当然的违法行为，而不存在合法与违法之分。
（五）行政不作为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
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显著不同，在于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的并重。任何行政行为，也都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完整统一。行政行为在实体上可能会表现出“为”与“不为”，比如，予以行政处罚或不予以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也可能表现出“为”与“不为”，例如，对相对人提出颁发许可证的申请做出了明确的答复行为（实体上包括准予许可和不准予许可两种情形），这就是程序上的“为”；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理睬，或虽已受理但不予审查，或虽已受理审查但却拖延不做出决定，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不为”。可见，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不为”，那么实体上肯定也是“不为”；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为”，那么它反映在实体内容上则可能是“为”也可能是“不为”。譬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审查后，认为相对人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就是一种程序上“为”和实体上“为”；反之，认为相对人不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不予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则是一种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为。
这样，就出现了程序上“不为”实体上也“不为”、程序上“为”实体上也“为”、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这样三种不同的行政行为状态。目前，学界对前两种行政行为的认识已基本趋同，即认为第一种行为是行政不作为行为，第二种行为是行政作为行为。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种，即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到底是行政不作为行为还是行政作为行为。笔者认为应将其界定为行政作为行为，因为：
其一：“作为表现出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不作为表现出不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6] 程序上的“为”就表现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属于作为范畴；至于实体上的“不为”，虽然在实体上没有作为，但是，它在程序上却向相对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即行政主体拒绝了你的申请，而且这一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即申请人不得享有所申请内容的实体权利。
其二：我们也可以引用数学中反证法的思想来论证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行为的行政作为的性质。首先，假设这种行为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这一行政行为，而将其诉诸法院，法院若也将该行为视为行政不作为，则会依法判决行政主体“限期履行”。然而，行政主体再一次对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审查后，仍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的行为。如果相对人又不服，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后，又会回到行政主体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行为的结局。究竟造成这一诉讼怪圈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将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作为行为，错误的假设为“行政不作为”这一前提。走出这一“怪圈”的途径只有将上述行政行为看作行政作为行为。
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分析，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都应界定为行政作为性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是一种否定性的行政作为性行为。也基于此，行政不作为只能界定为程序上的“不为”。
结论：
总之，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某种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违法行为。

注释：
[1] 参见《政坛掀起‘官员问责风暴’》[N]，载《扬子晚报》，2004年5月2日A11 版。
[2] 参见 杨海坤、章志远著：《行政法学基本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 参见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M],2000年5月第一版，法律出版社，第244页。
[4] 参见 周佑勇：《行政不作为要件的展开》 [J],载《中国法学》，2002年卷，第163页。
[5] 参见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6] 参见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1993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52页。

Thought of theoretical boundary about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XUE-Yu , LIU Qiu-su

( Judge of Fengxian People’s Court,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700 )
(Master graduate major in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