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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超期羁押现象透析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 王东曙

关键词：隐性超期 自审自批 互借期限 有罪推定
同态复仇 立法技巧 取保候审
内容摘要：隐性超期与超期羁押同类不同种，同样给被羁押人员造成人身、心理上伤害，执法人员在努力避免被贴上超期羁押的标签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窥避法律，使隐性超期现象广泛存在，只有深刻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解决之道。

当保护人权与超期羁押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调和之时，当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在超期羁押现象面前痛苦挣扎之际，高检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使大多数实务界人士认为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曙光再现。但笔者认为虽然表面上超期羁押现象已得到有效的遏制，但隐性的超期现象则依然存在且不容忽视。笔者拟就该现象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以及改进措施略陈管见，求教大方。
一、隐性超期羁押面面观
所谓“隐性超期羁押现象”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超过法定的一般规定而未突破规定的上限，但羁押延期的审批不合理、操作程序不规范，或者羁押期限规定模糊的现象。笔者经过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自审自批型，即羁押期限的延长及重新计算均由侦查部门自行决定，无需其他单位批准。
（1）“三类人员”的刑拘扩大化。《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犯，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刑事拘留延长至三十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实践中公安机关凭借此规定使刑拘达三十日之久的占80%以上，而刑诉法规定拘留时间有一个递进过程即一般嫌疑人三日→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至四日即共七日→三类重大嫌疑人可延至三十日。而最后一种应当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通现象。但实践的作法恰恰相反。
（2）“另有重要罪行”用语不明，《刑诉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期限，针对此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进一步明确，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在实践中却走向极端；一方面对“重要罪行”随意解释，侦查机关往往将同种犯罪中的新的事实理解为“重要罪行”。如盗窃嫌疑人逮捕时查明主要是盗窃机动车辆，后又发现还有盗窃家用电器事实，因而以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期限；另一方面，将抓获同案嫌疑人亦称之为“另有重要罪行”。
2、混水摸鱼型：这一类型的隐性超期现象多发生在法条规定模糊领域：
（1）请示、汇报期限计入真空。有些复杂案件要经过多重请示、汇报，如向审、检委会汇报，向当地政法委汇报，向上级院请示，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其答复期限，因而造成该期限计入的真空。笔者曾办理一起受贿案，一审判决已于二００二年七月下达，被告人不服上诉至高院，直至笔者发稿时二审裁定仍未下达，追查其原因，该案由省高法向最高法请示，至今无下文，导致被告人仍被羁押无法交付执行。
（2）处理管辖权异议期限计入真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实践中有部分被羁押的人中就是此规定的直接感受者。
（3）延期审理次数无限制。对于公诉案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9条第2款的规定，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建议延期审理的，不得超过两次。而由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次数却没有限制。如某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提起公诉，庭审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合议庭以需调取新的证据为由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再次开庭时，合议庭又以需对被告人进行骨龄鉴定为由再次延期，以后又因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等理由又二次延期，这一案件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达四次之多且其理由均于法有据，但这种无限次地延期审理显然有违司法公正之本义，与此现象相类似的还有发回重审等。
3、违规操作型：这一类型主要是指办案人员为了弥补办案时限上的不足，利用法律规定，通过违规操作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
它主要指期限互借现象，表现为：第一，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互借期限，如公安机关在逮捕后不满两个月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与侦查人员协商，将受案日期后推，使审查起诉时间延长；又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就某些案件短期限提起公诉，法院审判人员又将公诉机关剩余时间借用，这类现象在实践中屡见不鲜；第二，互借退补期限，由于刑诉法规定案件可退补二次，因而实践中，在法定期限不能结案，公诉机关就以退补来延缓办案时限，有的案件确需退补，但公安机关一个月内又难以补侦完毕，侦查人员又可与审查起诉人员协商，借用审查起诉期限；第三，上下级检察机关移送管辖期限互借，基层检察院对于移送上级检察院管辖的案件，往往只作初略审查，三、五天内就报送上级，而上级检察机关则可借用基层的一个月剩余时间，只需在受案日期上掌握，就可达到此目的。这三种期限互借现象，从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来看并不超期，但实质上，是通过违规操作来完成的，从根本上讲仍然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这几类隐性超期现象，显然不同于超期羁押，但其危害程度却与超期羁押异曲同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公民强烈感受到，法律在执法者的手中成为一种游戏工具，让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大打折扣。
二、隐性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通过以上考察和透析，笔者发现，隐性超期现象的存在说明我们的执法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超期羁押的违法性，但是由于执法者将被羁押人员的权利保障、公正执法的司法目的进行心理排斥，追求的是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因而产生了将非法行为合法化的行为动机，最终导致着隐性超期现象的大量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执法观念上的偏差。执法者的观念直接影响着执法的行为，而这些观念往往贯穿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
（1）“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沉淀，从神明裁判到逼供取证，从罪恶报应到同态复仇等法制观念无不渗透着“有罪推定”的思维，直到97刑法才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引进了“无罪推定”执法理念，可是几千年来的文化基淀，岂能说改就改，因而直到现在阴魂不散。当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羁押人员有罪时，本着“不枉不纵”的思维，利用自己熟知法律的优势来“算计”着法律，有的执法者在“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质问下堂而皇之的认为“羁押一天抵刑期一天”，直到认为有罪的证据已足够充分时，才觉得自己完成了应尽的职责。
（2）“人权保护”观念淡薄。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在人权保障完善的国家，既便没有各种监督、追究责任等制约的措施，也不会出现超期羁押，至少没有成为一种现象”，同样隐性超期现象更不会出现，因为它没有生存的土壤，而我国的执法人员虽然一边在呼吁保护人权，一边又在思考怎样才不放纵犯罪。一些执法人员认为羁押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超期甚至隐性超期针对的对象只是少数，但维护了大多数，在“保护大多数人的权利，侵害少数人的权利”的人权观念支配下“人权”就成为牺牲品。
（3）“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无根本改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些部门仍然奉行“实体公正”为司法活动的唯一目的，认为“程序公正”依附于“实体公正”。隐性超期现象的产生，说明执法人员已经注意到“程序”的重要性，但仅仅是认识到其重要性，而没有提到与实体并重的高度。笔者认为，司法的进步主要表现了程序公正的进步，从崇尚神灵启示的愚昧到重视证据的科学转化过程，从刑讯逼供的野蛮，到保障人权文明化过程；从罪刑擅断任意追究的恣意到依照法定程序办案的规范，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人类已从追求实体公正作为司法公正唯一目标转变为“实体公正需要程序公正作为保障”的双重目标。可是司法实践中那种“只要抓住真正的罪犯，将其绳之以法，多关几天又算了什么”的思想仍在影响着我们的办案人员。本文中例举的“期限互借型”隐性超期现象正是“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典型。
2、立法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羁押期限上规定的漏洞是隐性超期现象得以滋生的土壤。
（1）立法主旨的滞后。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期限的规定是建立在“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但现在世界各国早已摈弃了该宗旨，英美法系国家将羁押手段仅仅作为一种例外，只有当嫌疑人的人身攻击性存在现实的危险，才予以羁押。大陆法系国家情况也有根本的改变，随着保释制度的广泛推行，羁押仅仅是在不得以情况下使用。而我国仍将羁押作为首选手段。在这种立法意图影响之下，超期羁押、隐性羁押现象就不可避免。如前文提到的“混水摸鱼”型隐性超期即是立法者有意无意在立法时留下的真空地带所造成的。
（2）立法技巧的粗糙。纵观整部刑诉法225条347款涉及羁押期限（或诉讼期限）共有26条且均散见于各章节。而且诉讼期限与羁押期限在很多条文中是合二为一的，同时还大量使用诸为“特殊情况”、“案情复杂”、“重大复杂案件”等模糊语言；刑诉法出台以后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关于羁押期限的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就达14条，已超过刑诉法此方面总条文数的一半，这在立法技巧成熟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羁押期限散见于各章节、各诉讼阶段，因而缺乏完整性、系统性。本文谈到的“自审自批型”就是立法不成熟的产物。
3、执法力量配备不合理。我国现有的执法力量绝大多数处于超负荷状态，这也是产生隐性超期现象的主要原因。
（1）可用警力严重不足。按规定，逮捕以后侦查期限（也即嫌疑人羁押期限）只有两个月，如果二名侦查人员二个月内就办理一起案件，期限是足够的。可现实状况是二名侦查人员在二个月内绝对不可能只侦查一起案件，加之真正在一线办案人员在整个机关所占人数比例普遍减少，如某市侦查人员占公安干警人数不足18％，这种超负荷地工作既无法保障案件质量，当然也就无法保障限期内侦结，为了不被贴上超期羁押的标签，只有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隐性超期应运而生。
（2）机构配备不合理。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公、检、法三机关在机构设置上产生了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机构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分工越来越细，有刑侦、经侦、缉毒、水上等若干个侦查大队；检察机关，批捕与公诉分家；审判机关分为刑一、刑二，甚至刑三庭，这些机构分得越细，造成各部门之间协调不足的缺陷，给隐性超期埋下了伏笔。如批捕与公诉两部门均按各自不同的标准办理案件，从而导致着已经批捕的嫌疑人达不到起诉的标准，但在有罪推定的理念支配之下，释放嫌疑人无疑困难重重，这样就产生了诸如“互借期限”、“混水摸鱼”型等隐性超期现象。变化之二是部门内部综合工作越来越强。如公安机关侦审合一改革。案件从立案到侦结，从抓获嫌疑人到收集、固定、审查证据均由一个部门完成，这一重大变化造成的是混乱，到目前为止仍在加剧，其后果是侦查案件质量下降，从而导致着对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
（3）办案经费难以得到保障。由于高科技、信息化犯罪增多，跨地区跨省市犯罪现象突出，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据某市有关部门统计办案一起刑事案件在2002年所需成本达2000元。（不包括干警工资）而该市平均年发案率1300件左右，所需经费需260万元，但投入办案的经费只有150万元左右，经费的不足制约着办质量的提高，从而导致着隐性超期现象的发生。
三、控制隐性超期现象的思考
隐性超期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影响了公民对依法治国的信任感，也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杜绝隐性超期现象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还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可尽量控制和减少这一现象却是当务之急。
1、让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理念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理念包括：罪行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一罪不二罚，审判公开等。前文已论及隐性超期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执法观念的偏差。笔者认为要控制和减少这一现象必须将上述法治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更应扎根于执法者的脑海里。为此我们的执法者应从思想上摒弃同态复仇报应论的执法理念，树立羁押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摒弃隐性超期非超期羁押的理念，树立“缩短羁押期限乃是执法者的追求”的观念。这样才能从思想上、从根源上为减少隐性超期扫除障碍。
2、修改现行立法不成熟的地方。首先应将模糊语言从立法中清除，代之以简洁、明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用语；其次在立法过程中，将羁押期限与诉讼期限相分离，并且进行单列，改变现在这种散见于各章节的做法，使羁押期限不会产生歧义，让试图窥避法律者无暇可击；第三，建议在刑诉法确立羁押权与审批权相分离的原则，引入司法审查制，公安机关需拘留、逮捕应由检察机关批准，同样任何延长羁押期限也应由检察机关批准一系列延期的规定，检察机关需羁押由人民法院批准，并将批准与审判部门相分离，人民法院需羁押人犯可交由公安或检察机关批准，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相互监督，形成连环制约网络，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隐性超期现象从“暗箱”中暴光出来。第四，通过立法建立羁押管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制度，将羁押管理权纳入司法行政管理范畴。笔者认为看守所的管理划归非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更为合理，在我国可以归口于司法局。
3、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要想从根本上杜绝隐性超期，还应从根源上着手。首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使司法人员不必因依赖口供实行羁押，而在收集其他证据上寻求突破，从而提高案件质量进而缩短对嫌疑人羁押期限。其次，要建立健全的、可广泛适用的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制度，法制较完备的国家，如美、英等国羁押的人员只占10％，而大量的是通过保释方法待审。我们可“大力借鉴保释制度的相关做法，以不羁押为努力方向，或者全方位发展非羁押措施，从根本上减少羁押率”。第三，改革现行的司法机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应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能与维护一般性社会治安职能进行分离，成立刑事案件侦查局，同国家安全局对等设置，在保障上一方面吃皇粮，一方面进行财政单列，从而使刑事案件侦查工作全方位得到保障，而检、法两家也应从双重管理体制上解放出来。
4、设置一套完善的解决羁押期限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既可以解决超期羁押，也可以解决隐性超期，如羁押期限跟踪卡，在看守所内实现办案人员公示。最长期限警示制，超期羁押无条件释放制等措施正在各地开展起来。笔者认为有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可由高检院进行规范形成制度要求各地统一执行。
参考文献：
〔1〕孟波：《超期羁押之司法救济机制》
法律图书馆网站
〔2〕林岩：《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人权意识》
法律论文资料库
〔3〕检察日报2003.7.28《杜绝超期羁押－公民的期待》
〔4〕李林：《现代的理念、制度和运行》
中国法学网
〔5〕王敏远：《司法改革与刑事司法程序改革》
中国法学网
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启示

崔建国


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是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在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到共产党自身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若干执政规律。
一. 诚心诚意为广大人民大众谋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
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根本问题还是执政的共产党长期脱离了群众。
第一， 背离广大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把一些激进的、“左”的措施，少数人自认为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措施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群众，对不同意见者、抵制者则当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硬伤。
第二， 共产党执政之后，权力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甚至滥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了，人家怕你了，言不由衷了。
第三， 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的不建全和薄弱，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甚至形成谋取特权和私利、高踞老百姓头上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官民矛盾”当执政者无力解决或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或矛盾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时，就会出现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来颠覆性的危险和社会动乱。
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关系党的政权的全局，关系国家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全局。邓小平同志说得十分精辟。他说我们党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这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真理。江泽民同志提出，“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确实有显著变化。这是我们20多年来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摆正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党的先进性。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确实面临着被推翻的阶级企图复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局面，巩固政权的任务是迫切的。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政治对于经济建设也有其反作用。所以政治任务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十分艰巨。
历史的教训、以往的偏差和错误不在于重视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夸大他的作用。一是政治被看成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被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二是把政治任务集中到巩固权力问题上，因而背离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即使是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还需要有一系列其他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 经济体制。前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长期批判市场经济，造成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和活力，高投入、高消费、低效益。
第二， 经济建设必须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第三， 要有正确的决策。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因经济决策的失误而对经济建设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带来灾难。问题就出在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机制。
第四，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执政党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保持其先进性，为此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斗争，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他认定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西方文明成果。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执政的共产党中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前者又是后者的“后继者”。认为凡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文化。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
我们党在新时期不断吸取两方面的教训，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不动摇，又对西方有的国家“西化”和分化的企图保持惊觉，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掌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三者关系，是新时期关系共产党执政成败的最重要的领导艺术。
前苏联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旧体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有真正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的稳定是改革顺利进行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法实现；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进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础，也是目标。离开发展，稳定就没有了基础，改革就可能因为社会混乱和经济滑坡而陷入泥潭，所以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密不可分，不能顾此失彼。
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成功的领导经验之一，中国改革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的最重要体现，就在于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关系。
五．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才能保持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省生机和活力。
执政党的成败，首先在于党自身肌体的健康，这就要靠制度建设，特别是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即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而重点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
苏东国家丧权亡党，关键的因素还是党的建设没搞好，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民主不足，甚至遭到破坏和践踏。
我们党改革开放20多年执政成就的取得，正是我党加强党的建设的结果，尤其是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使执政党永葆青春，从而保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第一，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气氛。搞个人专权，一言堂，搞文化专制，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教育者听不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灌输”就是一切，这就是对理论教育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表现。
第三， 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十分必要。只有培养一支把党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不当跟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
以上是我通过在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深刻体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历史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