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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法律制约

易青洪


　　论文提要：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一是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二是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同时要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一是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二是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三是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六是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七是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宪法原则在其他实体法、程序法中多有体现，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树立法院权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审判权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司法工作要体现“三个至上”的精神，服务“三项重点工作”，正确体现审判的“阳光司法”价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防止审判权的扭曲、变异，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对审判权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一 、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
　　（一）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说到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人们便会联想到一项为我们所推崇的原则：司法独立或曰审判独立。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审判独立这项原则逐渐演化为纯技术上的目的：保障诉讼公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公正是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审判权作为一种终极性权力，它对纠纷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具权威的，这在结果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由审判权的特性可以看出，司法权若不保持独立，使之不受行政、经济等外来非正当因素的干预，司法公正将受到怀疑。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并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保障。可见，独立的审判可以很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在公众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对司法独立下的法律制约却重视不够。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审判的封闭，也不意味着审判权力独立的绝对化。相反，法制现代化要求建立的不仅是具有独立性的审判机制，同时还要求建立开放性的审判机制。我国向来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公开的审判机制是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的最终的力量源泉，也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审判公开的本来含义，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对独立的审判权加以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司法公正。因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力量，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些权力滥用的制度上的默许。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独立是不排斥外部监督的。为了保证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和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就需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审判权独立行使予以保障、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权威性、正当性和公正性。
　　（二）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法院被视作国家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在人大监督方面，一些地方人大虽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二是在党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时有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情形；有的地方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三是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四是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五是在法院监督方面，上下级法院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在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 ，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二、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
　　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一方面要强调审判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对审判的法律监督制约。如何处理好监督在审判权独立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笔者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应以司法公正为标准来处理两者关系。所谓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其价值取向。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诚如有的学者激情宣扬的那样：“司法公正是时代赋予的法治灵魂，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被遵循，作为一种高尚精神被倡导，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被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院和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审判独立，其目的就是在于保障司法的公正。因为公正性是一种比审判独立更高层次的价值，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如果做不到司法公正，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和办案“无法可依”，但决不允许借审判独立而司法不公、司法不正和司法腐败。“由此也决定了审判独立原则的非绝对性。因为维护公正目标需要其他多种手段，而这些手段制约着审判独立的独立性。”○4基于这一理念，绝对的审判独立和绝对的法律监督制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存在的，合理的法律制约同相对的独立都是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在处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将其两者界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在独立与制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适度的独立和监督共同服务于司法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理念。
　　(二)司法独立与法律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司法审判独立与审判法律监督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然是一对矛盾，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冲突必然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冲突又会不断地达成一致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冲突、统一，再冲突、再统一的交互变动中，法律才得以严格而有序的贯彻和执行。”○5应当说，冲突是现象，统一是本质。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确实施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目前，观念和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那就是认为检察监督不利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了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形式上的对立，而忽视了两者本质的统一。检察机关监督而并不代行审判权，法院也不因有外部监督而让渡审判权。只要两者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正确处理好关系，谈不上检察监督破坏审判独立。总之，目的的共同性决定了审判独立与审判检察监督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相辅相成关系。
　　三、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制约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制约和监督。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
　　(一)对审判权法律制约是树立法制权威的关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挂。○6不加强监督制约，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
　　（二）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是权力规范运行的必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于是当我们面对权力膨胀和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加强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措施。法律应该加强了制约审判权的力度。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必然结果，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为依托，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救济”的审判权制约机制，应当是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制约监督审判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监督和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干扰依法独立办案。监督的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因而，好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损害司法独立。监督与独立并不矛盾，而是互相统一。我们完全可以探寻一条完善内部监督之路，实现内部监督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统一。
　　四、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
　　（一）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 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以院长领导为核心的内部监督工作。要把对人的监督与对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要把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行政监督不同主体之间结合起来。某一具体案件的监督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应当依法建立长效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坚持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可以保证监督工作能持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权力的同时，更要加强监督机制的规范化，确保权与责的有机统一。要让督查者有位、有责、有权。充分发挥督查组的职能作用，从听庭评庭、调阅卷宗、责询等方式参与到个案的具体审理中去，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各项制度的执行。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当场纠正，最大限度地避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二）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 监督不应是僵化的制度，而应与时俱进，针对新产生的问题进行监督。着眼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一般干警双向选择时也应有业务部门的界限，坚持专业化原则。这样平衡业务能力与避免利益同体的产生就成为创新队伍建设时法院内部监督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活动是包括从立案、审理、执行直至结案等若干环节的连续过程，监督过程也应与此相适应。因而建立连续的监督机制，使案件从进入审判程序就始终置于监督之下成为必要。要充分发挥立案庭在审判流程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实行流水作业，流程管理，把分解审判工作作为具体的环节，各个环节上的工作由不同的审判人员负责，实现审判前后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应当让审判监督庭从主要是纠正错案，变成法院内部的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部门，从案件的立案、审理到裁判各个环节，在不干预正常审理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扩大审判监督庭的权力，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能。
　　（三）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事后性、间接生。○7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四）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8。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五）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9。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六）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是目前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二是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
　　（七）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10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参考文献：

○ 1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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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 5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6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中国法官遭遇“公众信任危机”》资料来源：中国法官网。
○7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8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人民司法2003年2月版第31页。
○10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袁州区法院 易青洪
　　摘要：近年来，震惊社会的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余波未了，浙江叔侄强奸案又成了媒体热炒的话题。反思这些冤案、错案，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其相通之处为辩护律师未及时介入或介入后未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重新反思，改变传统的对律师不当定位的观念，切实将其视作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从制度上为律师进行有效辩护提供保障，从而实现刑诉准确打击犯罪和及时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律师；有效辩护；制度保障


　　一、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

　　1.实现权利保障的重要力量

　　刑事被追诉者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中，其精神往往处于恐惧之中，根据人权保障的理念，其有获得帮助的权利。此种帮助首先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相关制度，如刑事辩护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从国家获得帮助；其次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获得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的帮助；最后表现为若被追诉者无力从社会获得帮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此种帮助，即法律援助。从此种意义上讲，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是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的基础，是实现其他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前提。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面对的是强大的司法机关，而且诉讼结果将决定其人身自由、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的丧失，可以说辩护律师不仅仅是在为被追诉者辩护，更是在为自由和生命辩护。能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地、实质性的辩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被追诉者利益“捍卫者”的辩护律师，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力量

　　诉讼民主是现代诉讼构造的题中之义，根据诉讼民主的要求，在控辩审构成的三方组合中，法官居中裁判，并通过控辩双方的互动来寻求案件事实的准确判定与法律的正确适用。但如果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行使，刑事诉讼就易演变为以控方单方面指控的证明过程，被追诉者就沦落为诉讼的客体，刑事诉讼的基本构架和刑事程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此，必要的质证、充分的说理、控辩双方的辩论交锋都难以开展，诉讼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又难以保证实体判决的公正。

　　3.克服司法积弊的重要力量

　　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协调等工作机制，虽然有利于高效地打击犯罪，但是该机制存在对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相对不足的问题。相对于权利保障的国际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有罪推定等早已成为司法积弊。因此，强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和辩护职能，建立中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而现实中出现的刑事辩护相对萎缩的状况，恰恰与此相背离，不利于解决这些积弊。

　　二、律师在有效辩护中面临的困境

　　现代法治文明创设了辩护制度，但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造成律师的意见常被忽略；制度设计的不严密，造成律师取证尚存难题；法庭言论豁免权的缺失及妨害作证罪的存在，造成辩护律师“怒不敢言”。凡此种种，大大制约了辩护律师对被追诉者的有效辩护。

　　1.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观念偏颇

　　自古以来，律师在我国社会中的评价都不高，此点可以从“讼棍”这一律师的代名词中得以印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虽然民众对律师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由于部分律师无理“闹庭”、违规发难、经常与主审法官对抗等情形的存在，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其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其认为，一旦强化律师的权利保障，将会给律师违法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不利于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故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辩护百般阻挠或置之不理，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

　　2.取证难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律师面临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至第39条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效缓解了律师的会见难和阅卷难的问题。但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问题依旧面临较多尴尬。诸如，新刑诉法第4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主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情形；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向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新刑诉法第192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和申请通知证人到庭作证的情形。但实践中可能出现下列尴尬局面：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律师直接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许可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人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接受律师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或通知证人出庭的申请等。如此，严重阻碍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在法庭中的辩论就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新刑诉法第5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相比之下，差别待遇十分明显，控辩平等即使在形式上也未做到。可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歧视性规定，严重制约了其有效辩护的实现。

　　3.律师伪证的追究与言论豁免的保障缺失

　　新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辩护人或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该规定中“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极易被作为追究辩护律师责任的依据。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立场的不同，辩护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与侦查、检察人员取得的证据不同是十分常见的，而“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难以严格界定。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妨碍作证罪， 该条被律师们戏称“死亡条约”、“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恶劣之处在于为公权力机关的“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被追诉者一旦翻供，就可能置辩护律师于“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的质疑境地。该法条的负面效应，使原本步履维艰的刑事辩护雪上加霜。另外，虽然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但在实践中其不能或不敢在刑事辩护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有效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因为律师在法庭上的犀利的言词可能涉及到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批评，容易“犯忌”甚至受到追究，因此，辩护律师的发言往往谨小慎微，使被追诉者不能得到有效地辩护。刑事辩护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是冤假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奸杀案等无不与律师未能积极有效地参与辩护、与控诉方有效对抗有关。

　　三、相关完善措施

　　法官作为“法律和正义的化身”踞于控、辩双方之上，应在国家利益和被追诉者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见，否则正义的天平必将倾斜。相对于强大的控诉方而言，辩方处于弱势地位，为有效地维持控、辩平等对抗的局面，法官不仅要改变对辩方的偏颇观念，还要对辩方进行特殊的程序保障。

　　1.改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

　　如上所述，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律师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并认为律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笔者承认，部分律师为了赚取代理费用而劝导当事人上诉，部分律师为了在法庭上“表演”给当事人家属看而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等。对于此，应当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的方式，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而不能轻易地以此情况为借口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另外，我们应当审视律师素质不高是否能够成为制度上限制律师有效辩护的充分理由。

　　律师队伍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逼”出来的。在刑事诉讼中，部分律师因为没有合法的活动空间，才会用涉嫌违法的方式去争取一些正当的活动权利。例如，律师的意见在法庭上不受重视，但只要与法官有某种特殊关系，法官就可能通过私下沟通接受其意见。司法的规律表明，只有开辟合理的制度通道，才能堵住那些破坏法治的“歪门邪道”。因此，我们应客观地正视律师队伍所出现的问题，改变对律师队伍的偏颇观念，将律师视为法院的同盟军，视为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保障律师证据调查及保全的申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