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及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及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06〕109号
北京保监局、辽宁保监局：
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代理市场，促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提高监管效率，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和又快又好发展，中国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对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决定在北京和辽宁两地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推广执行。现就下发《试点办法》及试点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试点办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北京和辽宁两地。
二、北京保监局和辽宁保监局（以下简称“试点保监局”）应充分认识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对试点工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抓紧落实，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三、试点保监局应做好《试点办法》的前期宣传、推广工作，并结合《试点办法》制定详细的试点计划和落实细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四、在试点过程中，试点保监局可向中国保监会提出对《试点办法》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以及关于试点的相关建议。
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资格申请
第二节 资格变更及延续
第三节 资格终止
第三章 代理关系管理
第四章 经营规则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兼业代理活动，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兼业代理活动是指在从事自身业务的同时，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并向保险公司收取保险代理手续费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是指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的各类机构。
第四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的保险兼业代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五条 保险公司对其所委托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的保险兼业代理活动进行相关管理。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并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根据保险公司的授权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行为，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保险公司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责任。
第六条 国家机关、政党机构和社会团体不得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属于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不得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第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自觉接受中国保监会对其保险代理业务的监管。在开展保险代理业务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诚信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八条 中国保监会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划分为A、B、Ｃ三类，实施分类监管。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资格申请
第九条 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第十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依据本办法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和电子数据，并对所提交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可采取以下3种方式：
（一）申请人直接申请；
（二）委托保险公司代为申请；
（三）委托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代为申请。
申请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由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根据所在地市场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申请方式。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应当委托保险公司代为申请。代为申请的保险公司应督促申请人备齐相关材料并对其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递交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十二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法登记注册；
（二）具备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
（三）具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制度，能够实现对保险代理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
（四）主营业务运转正常；
（五）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等不良信用记录；
（六）具备在经营场所内兼营保险代理业务的便利条件；
（七）事业单位须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八）许可证被吊销后重新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已经向中国保监会报送整改报告并得到认可，其申请日应当距许可证被吊销之日一年以上；
（九）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
第十三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三）住所所在地的省级行政辖区内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不少于5个;
（四）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一级分支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其保险代理业务人员均应持有《资格证书》且每一网点不少于3人；
（五）一级机构对所属分支机构具有较强的管控能力，内部具有对保险代理业务明确的管理部门和专职工作人员，且无严重的市场违法违规记录或不良信用记录；
（六）具有完善的保险代理业务培训制度，具有相应的培训能力；
（七）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每个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均具备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代理业务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经营范围为全国性的，应由各地一级分支机构分别向所属辖区内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一经核准，该分支机构及其所属下级分支机构均可获得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但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活动的每一家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必须持有许可证。其法人机构需要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应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该法人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许可证登记、打印、发放等具体事宜。
第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按取得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上报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清单核发许可证。
第十六条 申请B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三）持有《资格证书》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不少于3名;
（四）具备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
（五）取得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第十七条 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取得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三）申请的保险代理业务范围与主业直接相关。
第十八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的清单及持证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管理制度；
（六）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设施及电子化管理情况说明；
（七）拟办理保险代理业务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的清单和各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八）非法人机构需提交法人机构的授权书，事业单位须提交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九）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的保证书。
针对本条第（二）项，事业单位可以提交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第十九条 申请B 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拟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清单及持证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管理制度；
（六）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七）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情况的说明；
(八) 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申请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九）非法人机构需提交法人机构的授权书，事业单位须提交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十）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的保证书。
针对本条第（二）项，事业单位可以提交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第二十条 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委托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第十九条中除第（七）项以外的其他所有材料。
第二十一条 中国保监会自收到书面申请材料后，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受理或决定予以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或不予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中国保监会核准申请人的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时，可以征求当地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或保险公司的意见。
中国保监会做出核准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并由中国保监会予以公告。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或相关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在领取许可证之前向中国保监会缴存保证金，并在领取许可证时提交缴存凭证。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缴存保证金，应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证金应以存款形式缴存到中国保监会指定账户，每一家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缴存2万元。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以取得许可证的机构为单位，每家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应缴存保证金2万元；每增加一个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追加2万元，当其住所所在地的省级行政辖区内领取许可证的所属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达到50家，即保证金累计达到100万元时，可以不再缴存保证金。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决定终止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或者被依法注销许可证的，可以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撤回保证金。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撤回保证金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撤回保证金的申请书；
（二）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上登载的终止所有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的公告；
（三）结清全部代收保费、归还各种保险单证及全部保险代理业务资料的证明；
（四）原许可证正、副本。
第二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在收到保证金撤回申请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受理或予以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或不予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七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2年。
第二节 资格变更及延续
第二十八条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发生资格变更及延续的，可直接到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被委托保险公司负责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确认后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因下列事项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
（一）名称变更；
（二）住所或经营场所变更。
第三十条 B类、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因自身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申请变更下列事项的，应报中国保监会核准，并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
（一）代理险种变更；
（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类别变更。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变更许可证记载内容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基本事项变更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原许可证正、副本。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换发。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申请换发许可证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换发申请表》；
（二）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的名单及《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原许可证正、副本；
（四）前2年内代理保险业务的基本情况表；
（五）前2年内本机构代理保险业务接受保险监管、工商、税务等部门监督检查情况的说明及有关附件;
（六）监管费缴清证明；
（七）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达到保险继续教育要求的有关证明；
（八）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须提供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九）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须提交所有与其仍然存在保险兼业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委托代理合同履行情况的说明。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换发许可证：
（一）代理保险业务中存在欺诈、误导等严重违规行为；
（二）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人员不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
（三）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工商营业执照；
（四）主营业务不能正常经营或有严重失信行为；
（五）不履行保险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事项；
（六）B类和C类机构未能取得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七）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
（八）曾被保险公司投诉或被保险行业协会列入黑名单并被证实确有违法违规行为；
（九）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换发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需要对许可证的换发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评价，并于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决定受理或予以换发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或不予换发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遗失许可证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补发，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补发申请表》；
（二）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登载的遗失声明复印件。
第三节 资格终止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决定终止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报告，交回原许可证正、副本，并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上进行公告。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直接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委托与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代为办理，被委托保险公司负责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确认后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依法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一）未按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纳监管费或缴存保证金的；
（二）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没有申请换发的；
（三）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换发的；
（四）许可证有效期内，被中国保监会依法吊销的；
（五）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被主管部门依法吊销或注销的；
（六）进入解散破产程序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予以注销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代理关系管理
第三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与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系的数量实行分类管理：
（一）与同一家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限；
（二）与同一家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5家；
（三）与同一家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仅限1家。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或终止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应于建立或终止代理关系后10日内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不得委托未经中国保监会核准并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非法机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进行授权，且授权不得超出保险公司自身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
保险委托代理合同的期限不得超出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不得委托在自身获保监会批准的经营区域以外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应当要求对方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以下简称《统一发票》），并符合财务、税务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保险公司不得向未取得许可证的非法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佣金或者类似性质的费用。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登记簿，建立完善的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制度和流程。
登记簿应当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基本状况、代理业务、手续费支付、代理保费管理、保险单证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反映。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以每家取得许可证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为单位，列出代理保险费、手续费汇总清单，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数据格式报送电子数据。中国保监会为满足监管需要，有权临时改变报表报送时间和频度。
第四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人员展业行为的管理，监督其向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保险合同的内容。
保险公司应制定规范统一的《保险合同重要事项提示书》提供给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使用，基本内容应包括：
（一）关于犹豫期的说明；
（二）关于告知义务和通知义务的提示；
（三）保险责任开始日期；
（四）除外责任；
（五）保险费支付、返还的注意事项；
（六）关于解除合同及返还保险费的规定；
（七）验证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合法身份的查询方式。
第四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制止、纠正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险违法行为，不得唆使、诱导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保险违法行为。
保险公司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在展业过程中出现的虚假陈述、误导等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对所委托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所属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进行保险法律、保险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或指导，并建立完善的培训记录全面反映委托代理培训情况。
保险公司应当负责或指导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代理业务培训工作。保险公司应当组织对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人员进行培训。每人每年累计培训和教育时间不得少于36小时，其中接受保险法律和职业道德教育时间累计不得少于12小时。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理销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对销售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销售前的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
第四十九条 保险公司及其员工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串通，截留、侵吞保险费，或者收取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回扣；
（二）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串通，侵占、挪用、骗取保险金；
（三）对直接承保业务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名义提取手续费、佣金或者类似费用；
（四）通过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或者个人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佣金或者其他非法利益；
（五）其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第四章 经营规则
第五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应当与保险公司订立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应当包括以下基本事项：
（一）保险代理险种范围；
（二）保险单证的领用及核销程序；
（三）代收保险费、代理手续费的结算方式及结算时间；
（四）合同有效期限。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保险代理业务活动:
（一）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二）代理收取保险费；
（三）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手续；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五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仅限于在主营业务场所内利用其便利条件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不得在主营业务场所外另设代理机构或派出人员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在主业营业场所之外代理保险业务的，应报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通过电话呼叫中心等其他特殊展业方式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应报中国保监会批准。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加强对此类业务的管理，且不得违反相关保险监管规定。
第五十三条 保险公司之间相互代理保险业务的，应以集团公司或总公司为申请人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保险公司应以省级分公司为单位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申领许可证。保险公司之间相互代理保险业务时，其业务人员或营销人员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可以不受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限制。开展相互代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监管费、保证金等相关监管政策，按照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标准执行。
第五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将许可证放置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主动接受中国保监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
第五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遵循保险公司规定的业务流程，接受保险公司对其授权保险代理业务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收保险费的，应当开设独立的代收保险费账户，并将户名和账号告知所代理的保险公司。
第五十七条 与多家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以所代理的每一家保险公司为单位，对代收保险费情况进行明细反映，并按中国保监会指定的格式于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报送电子数据。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收保险费的，应当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时间内交付保险公司，不得动用代收保险费账户内的资金，不得在代收保险费账户内坐扣代理手续费。
第五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内容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投保决策的重要事实。
第五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及时记录相关业务信息。业务档案内容应载明以下基本事项：
（一）客户姓名或者名称；
（二）代理险种；
（三）代收保险费的收取时间和解付时间；
（四）代理手续费金额和结算时间；
（五）《统一发票》的开具情况；
（六）其他重要业务信息。
第六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险代理业务档案和代收保险费的账户管理应符合本办法的基本要求，并应妥善保管业务档案、账簿等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保管期限不得少于10年。
保险公司对业务档案、代收保险费账户管理有更高要求的，应当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执行。
第六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对本机构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和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按照中国保监会中介从业人员持续教育管理规定自行组织培训,也可以接受保险公司或者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接受保险公司或者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的相关培训。
第六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在代理关系终止后30日内，将保险公司提供或者委托制作的各种单证、材料和尚未缴付的保险费等及时交还保险公司。
第六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对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有关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非公开的业务和财产信息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第六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业务人员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代理保险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代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及相关文件上签字；
（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以本机构名义销售保险产品或者进行保险产品宣传；
（四）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五）泄露在办理业务中知悉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非公开的业务、财产信息或者个人隐私；
（六）挪用、截留保险费或保险金；
（七）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八）其他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六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业务人员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进行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
（二）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他保险机构的商业信誉；
（三）利用行政权力、行业优势地位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
（四）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
（五）超出保险公司的委托权限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活动；
（六）接受或协助超出经营区域和经营范围开展保险活动的保险公司的委托，为其办理保险代理业务；
（七）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不得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生保险代理业务往来。
第六十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保险公司收取代理手续费，应当向保险公司开具《统一发票》，并对取得的手续费收入依法纳税。
第六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在开具《统一发票》时，应根据提供的保险代理业务的具体内容，在电脑上登记“业务结算表”，逐笔列明客户名称、险种、保单编号、代收保费、收费时间和解付时间、手续费的计算方法及金额等内容。“业务结算表”由保险公司或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业务结算表”的电子数据应妥善保管。
第六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不得从自身投保的保险业务中提取保险代理手续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七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
A类和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直接向中国保监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由实施委托的保险公司代为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监管费的缴付标准及方式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七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报送有关报告、报表和资料。有关报表的电子数据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数据格式及标准。
第七十二条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统一由法人机构或一级分支机构于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向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上一季度所属辖区内全部分支机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情况汇总表。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每季度保险代理业务数据，应由被代理的保险公司于该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代为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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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