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档案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３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１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本市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档案事业，应当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保证档案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的落实。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为档案工作提供必须的条件，保障档案工作正常开展。


　　第五条　档案工作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与安全，便于社会利用和保守国家秘密的原则。

第二章　档案机构





　　第六条　南京市档案局是本市档案事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对本市的档案事业依法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
　　区、县档案局负责本辖区内的档案工作，业务上受市档案局的监督和指导。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人员负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负责管理本组织的档案，指导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文件材料的收集、立卷和归档工作，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备档案工作人员，并保持其相对稳定。


　　第八条　市和区、县其他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负责本系统的档案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九条　地方各类档案馆包括具有公共性质的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
　　综合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负责征集、接收、整理、永久保管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机构。
　　专门档案馆是收集和保管各类专门领域或者特殊载体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机构。
　　部门档案馆是收集和长期保管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形成的档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利用的机构。


　　第十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取得岗位资格证书，忠于职守，遵守纪律，具备专业知识。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材料，由文书部门或者业务部门收集齐全并立卷，定期交档案机构集中管理。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应当归档的材料，不得拒绝归档或据为己有。


　　第十二条　涉及行政区划变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建立、变更和撤销，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批准，以及市或区、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向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情况。


　　第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改造、科学技术研究等项目的验收、鉴定，应吸收本单位的档案机构参加并负责对项目档案进行检查验收。
　　市或市以上的重点建设项目、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验收或鉴定，验收委员会或验收组应有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代表。其项目档案的验收工作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项目的主管部门和按照规定有接收项目档案任务的档案馆参加。
　　未经档案验收或者档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项目竣工验收，不得申报成果。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组织和国家所有的其他组织的档案归国家所有，列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
　　非国家所有的组织的档案归该组织所有，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个人在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或者以继承、受赠等合法方式获得的档案归个人所有。


　　第十五条　综合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并公布实施。
　　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市专业主管部门制订，经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下列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一）机关、团体被列入收集范围的企业、事业单位形成的属永久、长期保存的档案在本单位保管满十年的，向同级档案馆移交；专业性较强的或者需要延长档案移交期限的，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可适当延迟移交期限；
　　（二）已撤销单位的档案，或者由于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的，可以提前向档案馆移交；
　　（三）被兼并企业的档案，应在被兼并时向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档案馆移交；
　　（四）建国前的档案，应按规定向相应的档案馆移交。
　　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时，应连同案卷目录及其他检索工具、参考资料一并移交。


　　第十七条　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配置适宜保管档案的库房和设施，采用现代化先进的技术设备，确保档案管理的有效进行，防止档案破损、褪色、霉变和散失。
　　禁止擅自销毁档案。


　　第十八条　非国家组织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收购或征购措施。
　　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出卖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第十九条　鼓励其他组织和个人向综合档案馆捐赠、寄存其所有的档案。


　　第二十条　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赠送、交换、出卖。需要向国内外组织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档案复制件的，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报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赠送、交换、出卖国家所有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必须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的利益。


　　第二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需要携带、运输、邮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报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二条　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凭介绍信、身份证等合示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外国组织和个人到档案馆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应当经市有关部门和有关档案馆审查同意。


　　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或其他组织保管的档案，应当经有关档案馆或有关组织同意，并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得擅自抄录、复制或者泄露档案的内容。


　　第二十五条　寄存在档案馆的档案归寄存者所有。寄存者可以随时利用。档案馆如需向社会提供利用，应当征得寄存者同意。


　　第二十六条　利用档案时，任何人不得涂改、伪造、损毁和丢失档案。


　　第二十七条　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提供处用重要的、珍贵档案，应当用复制件或缩微品代替原件。有档案收藏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印章或签名的档案复制件，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效力。


　　第二十八条　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应当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为利用者提供服务。


　　第二十九条　档案馆提供档案利用应当按照规定收取费用。
　　组织和个人利用其所移交、捐赠的档案，档案馆应当无偿和优先提供。


　　第三十条　向社会公布档案，可以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电台、电视台等媒介，采用展览、陈列、宣读、播放、刊印和史料汇编等形式。


　　第三十一条　档案馆保管的档案，由档案馆公布。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管的档案，由其保管者公布，重要的档案应当经其主管部门和所在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布。
　　非国家所有的组织和个人的档案，由档案所有者公布。向社会公布档案，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公民的利益。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公布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档案。


　　第三十二条　档案利用者在著述中引用档案部门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在出版物上说明。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所在单位予以奖励：
　　（一）模范执行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成绩显著的；
　　（二）在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对档案的保护和在档案现代化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四）对档案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
　　（五）向国家捐赠重要、珍贵档案资料的。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擅自设置专业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档案和档案工作的；
　　（三）档案保管不符合规定，危及档案安全的；
　　（四）因管理不善，造成档案霉变、破损及散失的；
　　（五）未按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
　　（六）在公务活动中形成并应归档的文件、资料，未按规定向本单位档案机构移交档案的；
　　（七）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建设工程或其他重大技术项目进行鉴定、竣工验收时，未按规定验收档案的。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追回档案，并处以警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
　　（一）赠送、交换、出售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擅自赠送、交换、出售其复制件的；
　　（二）擅自将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向外国组织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售的。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擅自携带、运输、邮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依法没收的档案应当移交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档案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妨碍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档案行政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由所在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英]埃利.贝克特 著

王震宇 译

（本文译自《英国国际法年刊》第28卷,1950年号,第420-42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作者是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和律师。《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一书是陈体强先生的博士论文，乃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由于该书以英文写成,未在国内出版,也无中译本可读,所以至今未见我国国际法学界有对该书的研究成果问世。今适逢先生诞辰90周年,特译此文以志纪念。）



陈体强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L.C.格林 编,伦敦史蒂文森父子有限公 司,1951年版,共计460页,定价四镑四先令。

陈体强教授曾在布莱利教授指导下在牛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但在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全部完成以前，陈教授便不得不返回他的祖国，去接任他在北京的大学教职。本书在出版社的后续工作由格林先生负责，他为本书补充了最新的资料（放在方括号里），保证了本书在出版时的时效性。

在书的序言部分，陈教授叙述了劳特派特教授的同一题材著作在其写作工作顺利进行时提前出版的经过。那时的他曾考虑过放弃，不继续完成本书的写作，但最后他还是决心把书写完，由于他以为劳教授的书虽然“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不过他在该书结论部分所持论点同劳教授的论点并非完全地一致。余曾在《年刊》的1947年号上评论过劳特派特教授写的那本同名著作，所以如若能将此二书的书评作一比较，那定会十分有趣。虽然从宏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该书的基调方面看，余以为陈著和劳著的论点之间并不存在如陈教授所说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陈教授能够坚持完成该书的善举，热爱国际法的莘莘学子一定雀跃于斯。

若干年以前，那些从事国际法律实践工作的人们常常有理由抱怨：国际法的著作往往只反映了著书人的个 人观点——表现在一篇由若干国际法基本规则引申出来并富有逻辑性的论著里面——而没有或者很少利用国际法实践中的情况以及权威人士的意见去支持他们的论点，抑或是根本就顾不上那些与著者意见相左的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然而，当我们审视一下如今在英国出版的那些国际法著作，就会发现这些作者已经在背离这种做法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去了。陈教授的著作里面到处都是针对有关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的脚注和援引，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脚注，单是书中援引的司法判决的案名就列了整整八页之多。即便要给本书挑毛病，或者此书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国际法学者和研究人员接受的地方，但由于该书涵盖了有关承认问题的所有实践和权威学说，所以仍然是有其价值的，著者为完成本书所付出的汗水一定令人难以想象。倘若本人要说此书的内容方面做有点过头了，那或许是由于著者在引用某些国际实践和权威判例有时显得缺乏审慎的考虑。如若本书少一些引用，并能更好地保证书中所有的引证都是为着被证明的观点而引用的话，那么读者们一定会感到更加满意。在某些场合——在某些引证的内容恰好是本人所了解的情况——至少可以这样说，被援引的先例如果作它种解释将显得更为合理，并且这些先例实际上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

这里有必要谈谈《国际公法案例报告年度摘要集》一类的著作，凡是对世界各地人们研究的任何的国际法问题都有影响力的司法判决，该书都加以关注，其作用无可替代。在过去，《案例年摘》（出版时间越靠后，包括更多的案情简报）一般采用“一小段、一小段地援引判决书的原文”的引证方法，但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因为要充分了解相关案件的争执点以及法官将要面对的双方理由，就必须把引文放在所引材料的上下文中理解，才能体会出引文的真实含义。倘若采用了这种方法，有时所引用的学说似乎并不是引文的本意。更糟糕的情况是，所引观点往往只是法官在判决书内作出的附带意见，而同该判决的主要理由没有丝毫关系。或许有人还会拿出其他一些理由，比方说国内法庭的法官并非执掌国际法的“理想人选”，再如，在他们面前有关国际法问题的法庭辩论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展。这样一来，面对某个国内法庭法官的判决书中一段针对某一国际法问题作出的论述，其中到底包含有多大参考价值就必定应考虑许多方面的因素，而要想讲清楚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仅仅引用几句判决书的文字显然是不够的。并且，面对先例该如何取舍，还应估计到对某一问题做出判决的特定法院的立场。

为了证明上面的观点，这里试举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陈教授的书中援引了英国区法院在“穆雷诉帕克斯”案中所下判决书中的某些文字（该案正文参见本刊1944年号的第219页），但正是这些引文极可能让读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被从判词中摘录下来以后，这些引文对英联邦国家相互间关系的论点显得完全和人们有关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常识相左。然而倘若通读该案全部判词，再结合法院所采的立场，那些引文的作用既非如著者所言那般地惊世骇俗，也非属意义非凡。

布莱利教授在本书序言部分中复述了著者对于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法的基本观点。

简言之，陈教授在书中率先提出一个论点，即国际法学者分为两大派别：一为实在法学派，该派论者认为，主权国家乃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根本来源。另一派为自然法学派，此派论者主张，主权国家处于一整套规定其应承受的权利义务的法规则支配之下。假设实在法学派论者面对有关国家的承认问题，可能或很自然地会去支持“构成”说，若换作自然法学派论者，他们便会去支持“宣告”说。而如果坚持“构成”说——陈教授认为——那么它在逻辑上便不能解释为何国际法具有义务性的问题。此书开篇部分针对这些理论问题作的探讨真堪称雄辩，有时或可谓精彩。在书中，凡是与著者论点相左的学者均受到著者的批判，并且陈教授颇费心思地证明了，除非这些人接受他在持“构成”说时所必然导致的结论问题上的意见，不然就是逻辑上不通。在这些人里面，劳特派特教授便被指为犯了逻辑错误，理由在于，从所持的学术观点上看，劳教授更像是一个自然法学派论者而非一个实在法学派论者，而且他绝对是国际法的义务属性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但是在其关于承认问题的著作中，他却采纳了“构成”说。在此吾等不欲去谈陈教授的批评是否公平，因为愚见以为，整个承认的法律问题正是被“宣告”说和“构成”说这两种学说弄得繁杂不堪，而解决之道唯有摈弃这两种理论。同时，劳教授大作中相关的理论探讨也是最令人感到乏味和缺乏价值的部分；另一个使承认问题变得繁复的地方就是那种把针对一国家、一政府的所作的承认和国家间建立及维持外交关系这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的做法。一国并无义务在作出承认后同受其承认的国家或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依现行国际法，此二者间关系应为——国家间相互保持外交关系的事实表明了一国及其政府受另一国之承认的意思。陈教授在书中有时将此二者明确区别，有时却又等而视之。之所以这样或许是由于他对美国的外交实践及司法判决作了详尽的考察，而美国又常常把与一国保持外交关系和对一国或其政府之承认这两件事等同起来的缘故。正因如此，我们发现于美国任教的凯尔森教授正在主张将承认区分成两类，一种叫做政治的承认，另一种叫做法律的承认。

愚以为，第三个使得承认问题复杂化的地方是，人们常常孤立地使用“承认”这个词语，而未说明“承认”的客体是何者。评者在为劳教授的大作所写的评论中曾斗胆提出了这一点，评者此刻仍旧要把这一意见献给陈教授。倘若陈教授在行文时做如下地措辞：“A行为并非代表Y国承认X为Z国的合法的政府，只能看作是Y国承认X为Z国部分领土上事实的政府（或任何他类实体）”——而不是相反——“A行为并非代表Y国对X的承认”，那么该书的许多地方会变得更易于理解。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凡一国家针对国际社会中某一其他实体为一交涉行为，那么必定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该国承认该实体为某事物。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且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去做假设（即该实体被承认为K），而非采用否定的方式（如该实体并未被承认为L），那么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况且从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也不会一边进行对外交涉，一边又去反对那种由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在逻辑上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出的结论（而采用否定式的假设方法却使得这些国家和政府看起来正在干着自相矛盾的事情）。为此评者意外且幸运地获到了一件可供充实鄙人观点的证据，在丘吉尔先生的多卷本近作《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中论及法国地方政府的场合，作者这样写到：“除非给‘承认’这个话题加上些许个‘限制性的字眼’（如，某实体被承认为何者或未被承认为何者），否则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对他而言将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人们事实上并非总在同一个意思上运用我们的法律语汇，这在承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承认”这个词语多用于表达“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思，所以当一项声称“美国对X国不予承认”的声明会是实际上表达“美国确实承认X国，但并不准备同该国建交”的意思。

陈体强教授的大作涵盖了有关承认问题的全体，该书分为七个部分：国家的承认、政府的承认、承认的法律效果、承认的型式、条件完备的承认、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的承认、“不承认”主义。每部分由下分若干章节，共计三十二章，囊括有关承认问题各个方面的理论及国际实践，资料丰富且详尽。

本人对陈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连同其大部分观点均深表赞同，惟独对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议论不能苟同，因为其中有些论点显得那样地令人费解——它们对那些极为简单并且显而易见的结论似乎毫不考虑。不过即使这样，只有在作者过分地坚持他的那些理论观点时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可能更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人如果即将去位于北京的大学任教，那么面对有关政府承认的问题，他或许会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或心怀偏见。但陈教授决不是这样：对于承认问题和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作者始终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且，在论及‘不承认主义’问题（如涉及某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时，作者的立场也是合乎理性或中立的。

在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实践上，各国做法不同，任何人都难以协调统一。即便对象是一个国家，其在实际行动上和对外宣传的口径上也的确不能保证天衣无缝。如果实在要在承认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那么只能说是——正如布莱利教授在其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谈到的那样——倾向于支持陈著中所持的基本论点，国际法也只有沿着这个大方向发展才会有现实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正如一些国际法学者所言——他们对此当然有权发言——倘若那些执掌国家大政外交权柄的人们在面对有关承认的问题时多从国际法规范的角度去考虑和决策，且行动方式上较为保持一致，那么一旦遇到尤为棘手的事件，即使不按照国际法的常规去行事，政府也必定不会受到这些学者的苛责。比方目前世界上有过半数国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中国之事实上的政府”的态度，如果说此态度似乎有违国际法规范和常理，那么我们应当谨记，这类观点或许来源于国际法的另一个缺陷，即《联合国宪章》里并未明文规定“一个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认定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在该组织中的投票资格应当自动地被中止”，而且有关国家对他们所享有的否决权的行使也妨碍了《宪章》的中止条款的实际执行。再比方——以西班牙内战这个历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例——表面上各相关国家政府均未按照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所认可的方式去行动（即承认敌对双方的相互间为交战状态），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不干涉政策”是处于政治原因；同时，即便这项政策最终没有实现原定目标，甚至留下了一大堆法律上的疑问，可是我们仍然应当记住一个事实：如果政府更多地从国际法的角度去对待有关承认的问题和采取行动，那么他们就不会过多地听到来自学界的指责声。


（译者系江西大学法律系2007级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电子信箱：animalfarmer@sina.com,欢迎批评指正,如果有意转载，务请保留著、译者姓名，以示对他人劳动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