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水路运输管理办法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
南昌市水路运输管理办法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水路运输管理，维护水路运输秩序，提高水路运输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江西省水路运输管理办法》，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船舶修造及船
用零配件销售（以下简称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水路运输分为营业性运输和非营业性运输。营业性运输是指为社会
服务，发生费用结算的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非营业性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或本身
服务，不发生费用结算的运输。
第四条 水路运输业的管理，坚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国营、集体、个体多种经济形式协调发展的方针，保护正当竞争，制止非法经
营。
第五条 市交通局主管全市水路运输业。
市、县航运管理机构在同级交通部门领导下对水路运输业实行行业管理，县
航运管理机构业务上接受市航运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市、县航运管理机构的人员编制，由同级政府确定。所需经费，从行政费、
事业费和计收的管理费中开支。
第六条 市、县航运管理机构应贯彻执行有关水路运输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协调运输经营关系和运输船舶与港埠企业之间的平衡衔接；编制与组织实施水
路运输业的发展规划；负责交通直属水运企业的技措经费和水路运输业指令性物
资计划的申报、调拨和分配；提供有关经济技术和经营管理信息；进行行业统计
和组织人才培训。
第二章 开业、停业及运力额度管理
第七条 申请经营水路运输的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船舶必须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并经船检部门检验合格，持有有效船舶
证书；驾驶、轮机人员必须经航运管理机构考核合格，持有航政机构签发的有效
船员职务证书；
（二）有经营管理的机构、负责人和相应的经营场地、固定资产、流动资金
；
（三）有与经营项目、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固定的熟练技术工人。
第八条 申请经营水路运输服务、船舶修造和船用零配件销售的单位，必须
具备第七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申请经营水路运输的个人，必须具备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条件
；申请经营水路运输服务和船用零配件的个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经营场地、固定
资产和流动资金。
第十条 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当地乡以上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或主管部门的证明和有关资料，按分级审批权限，向县以上航运管
理机构提交开业申请书。
第十一条 航运管理机构接到申请书后，应在三十日内进行审核。对符合开
业条件的，按申请项目分别签发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船舶修
造企业经营许可证或船用零配件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开业条件的，给予明确答
复。
第十二条 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凭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
办理有关登记后方可开业。
第十三条 水路运输船舶须办理保险。从事旅客运输，须办理旅客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从事货物运输，须办理承运货物保险。
第十四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并办理了有关保险的水路运输单位
和个人，由航运管理机构核发船舶营业运输证，一船一证，凭证参加核定航区的
运输。
第十五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如停业、歇业、合并、分立、迁
移、转户或变更经营范围，必须提前三十天向原审批的航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说明原因和债权、债务等问题的处理情况，经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
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经营水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增加运力，应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航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航运管理机构在上级下达的年度新增运力额度计划
内审批；需要报废、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营业性船舶，减少运力，须凭船舶技
术管理部门的鉴定和主管部门的证明，报市航运管理机构核准。
第十七条 船舶修造企业要求技术升级，应自领取许可证期满一年，并取得
船舶修造技术鉴定部门的升级认可后，按本办法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换发许可证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船舶
修造企业经营许可证和船用零配件经营许可证由航运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年度审验
。
第十九条 从事非营业性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主管部门的证明，向航
运管理机构办理船舶注册登记。
第三章 营运管理
第二十条 水路客、货运输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原则。
凡属防洪、抢险、救灾、军运等紧急物资，重点物资以及重点港站疏运物资
的运输，由航运管理机构下达指令性计划。负责承运和装卸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
从统一安排，确保运输计划的完成。
各物资部门和单位通过水路运输100吨以上的物资，应向航运管理机构提出运
输计划，由航运管理机构核准后统一管理调度，组织运输。
在保证完成运输计划的前提下，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经营水路运输的单位和
个人，可以在经营范围内自行组织客、货运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行地区和
部门封锁，垄断客、货源。础?
第二十一条 水路货物运输，必须按《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
订立运输合同，实行责任运输。危险货物运输按交通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办
理；国家规定的限运物资，必须按规定向航运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办理运输批准
手续。
第二十二条 航运管理机构可根据水路运输业务的实际，组建水路货运配载
机构，代办组织货源、货物中转和运输手续。
第二十三条 水路运输船舶承运的货物到港后，收货方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
组织起卸，不得以船代仓。因收货方的原因造成承运船舶的停港时间延长，收货
方必须按规定支付营运船舶的停港使用费。
第二十四条 经营旅客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按核定的航线、班次、停靠站
点运输，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取消或变更航线、班次和停靠站点，确需变更或取消
的，必须报原审批的航运管理机构批准。如需开设新的客运航线、班次、停靠站
点，应向航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营运。
第二十五条 经营水路运输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水路运输船舶提供优质
服务，按规定价目合理收费，不得强行代办服务、倒卖货源或拖欠、挪用运费，
禁止索取回扣。
第四章 船舶修造和船用零配件经营管理
第二十六条 船舶修造企业，必须在航运管理机构核定的技术等级内承接修
造业务，不得擅自越级修理、建造船舶。
第二十七条 船舶修造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
内河船舶的出厂质量必须符合交通部《内河钢质船舶出厂质量评级标准》。船舶
维修质量必须符合交通部《船体修理技术标准》和《船舶轴系、螺旋浆、舵系修
理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船舶修造企业必须健全质量保证体系，设置检验机构或配备专
职检验人员，充分完善检测设备。产品实行《出厂合格证》制度和质量保修制度
。
船舶修造企业应积极开发新船型、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
第二十九条 从事水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需购买、建造船舶，应向航运管理
机构申报，由航运管理机构在保证质量、价格合理的前提下，统一组织与专业船
舶修造企业签订购买、建造合同。
第三十条 经营船用零配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营合格的零配件，不得以次
充好，推销伪劣商品。
第五章 价格、税费、票据及统计管理
第三十一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价格管理规定，
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的收费标准执行，不得随意加价、乱收费用。
第三十二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税
金、规费和管理费。
第三十三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非法收取或摊派费用。
第三十四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结算运输费用、运输服务费用、
船舶修造和船用零配件经营收入必须使用航运管理机构印制、税务部门监制的统
一票据。其中货物运输票据由市、县航运管理机构统一填开。
第三十五条 从事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航运管理机构报
送客货运输统计、船舶修造工业统计和财务统计报表。
航运管理机构负责督促主管范围内水路运输业统计报表的及时填报，并负责
审核、汇总和上报。
第六章 纠纷处理及罚则
第三十六条 水路运输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运输和质量纠纷，双方当事人
可向航运管理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对航运管理机构仲裁不服的，可在接到仲裁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七条 航运管理机构负责对从事水路运输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
查，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物价、税务等部门应密切配合，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许可证经营水路运输业的，责令其停止营业，没收其非法收入
，限期补办审批手续；伪造、涂改、转借、变卖许可证的，责令其停止营业，收
缴有关证件，没收其非法收入，并处以非法收入额一至三倍的罚款；
（二）不完成指令性运输计划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或
停业整顿；
（三）垄断、倒卖货源，强行代办服务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处以500
元至1000元的罚款；
（四）营运船舶超越核定航区，或擅自变更客运航线、班次和停靠站点的，
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的罚款；
（五）购买、建造船舶不按规定办理申报手续的，不予办理船舶营运证件；
（六）船舶修造企业越级承接修造业务，或水路运输服务企业超越经营范围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处以当次营业收入10％～30％的罚款；
（七）船用零配件经营者销售伪劣商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工业产
品质量责任条例》的规定处理；
（八）违反国家价格管理规定的，由物价部门按国家有关违反价格的处罚规
定处理；
（九）不按规定缴纳规费和管理费的，除限期补缴外，并按日罚交1％的滞纳
金，拒不缴交的，责令其停业整顿；
（十）对不使用统一票据者，除按规定补缴税金、规费外，并按其所得处以
20％的罚款；
（十一）不按规定填报统计报表的，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补报，对拒不补
报的，责令其停业整顿；
（十二）私自运输限运物资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
或停业整顿；
（十三）扰乱水路运输业经营秩序，不服从管理、抗拒检查的，视情节轻重
处以100元至300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取消其经营资格；
（十四）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部门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
。
以上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并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三十八条 航运管理机构在扣缴船舶营业运输证件时，因违章船舶载运的
货物需继续营运的，应当开具船舶营运代理证，违章船舶必须在代理证规定的期
限内到航运管理机构接受处理。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依法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的，航运管理机构可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王政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好像是《赏金杀手》。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演绎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的确，那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应算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影片的大概内容是：警察因没有足够能力找到或对付那些杀人成性的恶魔（影片中的坏人），于是就贴出重金招聘职业杀手的“赏金告示”。不用问，悬赏内容肯定是“谁能把悬赏中的坏人杀掉，谁将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受用一生的大笔赏钱”。恰巧是有人专门喜欢干这种既能得赏金又能“除暴安良”的事情，所以杀人的“赏金告示”一经贴出，就肯定会有人（影片中的“侠客”或“英雄”）大敢地去“接榜”。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围绕那些“职业杀手”与“被悬赏对象”之间的较量而展开的，可以说险象丛生、扣人心弦。或许是爱好幻想的天性使然吧，在我后来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影片竟然一直让我产生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奇异想法，尤其是关于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立法的一些想法，且有些想法已经伴随了我好多年。下面，就让我把这些带有“荒诞”意味的想法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多一份评判的“笑料”。
几乎人人都存有“以恶报恶”的报复心理，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都希望他早日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影片《赏金杀手》给我们导演了一种用“侠客”对付恶人的理想方法。我的一些“荒诞”想法也是产生于以下一些疑问：如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立法方面能否真得采用类似影片《赏金杀手》中的“功利主义”做法？国家能否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可否采用功过相抵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信笔由缰地开始“阔论”吧。
一、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赏金杀手》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做法。
其实，古今中外，不管是私人、团体，还是政府、国家，“雇佣杀手”或“鼓励杀人”的做法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中国《孙子兵法》中就有讲述奖励士兵英勇杀敌的智谋篇章；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也曾有鼓励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蒋介石政府也曾出重金悬赏购买过共产党要人的项上人头；民间为了私人恩怨雇佣杀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尽管同样是杀人的行为，但杀人的具体环境和目的、动机不同，有些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们一般的伦理观念是：国家、政府、军队或警察以所谓的“国家、民族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为了特定的目的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人杀多了还可以成为英雄；但对一个普通个人而言，不管其杀死的是一个多么让众人痛恨的坏蛋，其杀人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当然，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况显然是一种例外）。也正是因为如是之逻辑，由国家或政府去雇佣杀手杀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想必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或高明的“治国之道”吧。
大家都非常地明白：自从有国家以来，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的权力即专属于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由其权力代理人（国家官员）来组织实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官员们（包括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总统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在让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让一些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形势严峻时，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造成国基不稳。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的，在他们认识到民众和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后，通过悬赏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或利用民间力量来制止犯罪行为（主要指叛乱行为）之蔓延自然就被看成是明智之举。这样务实的方式很显然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等于国家或政府充分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以最低的代价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般而论，传统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应包括行为和规范两方面内容：1、人是有理性的，“避苦索乐”或“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2、人除了具备理性，还具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凭借理性和经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个人或团体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会进行必要的利弊权衡或取舍的，即“两利相存权其重，两弊相交取其轻”。4、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应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二、国家立法应如何体现或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具有近代“刑法之父”美誉的贝卡利亚说过：“人的幸福是欢乐和痛苦，要是我们能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人生善恶的话，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至于在立法方面如何体现功利主义思想，应当说西方思想家杰米利•边沁（以下称“边沁”）说的最透彻。边沁认为：法律的本质内容，即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及其价值的改变。关于法律本质，应当引入“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作为立法时必须遵循的准则。衡量和估计所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还是违反功利原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从三个方面去考虑：1、看法律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究竟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是苦胜于乐，那么对人们就不利，就是违反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如果是乐胜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利的，当然也就符合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了。2、看法律假定的内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关系人，也就是说要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加以衡量。3、看法律规定内容所反映受利人与受害人的人数比例而定。如果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反之则违反功利原则，这样的法律就应当舍弃。边沁认为：既然法律是由国家所制定的，而法律的目的又在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在决定和分配人们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快乐为基准。当然，对于制定的法典，还要从形上考虑法典的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准确性、结构严谨性等诸多要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是产生一切社会痼疾或动乱因素的主要根源之一，国家或社会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或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对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属实者给予重奖（奖金应来源于罚没的犯罪者的私人财产）；打破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行贿者完成行贿行为后如果检举受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受贿证据的，应追究受贿者的责任，行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受贿者完成受贿行为后如果检举行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行贿证据的，应追究行贿者的责任，受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在第三者进行检举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不配合刑事侦查时，才可同时追究二者的责任。总之，必须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算计心理（免除最先检举人或证据提供人责任的方式）减少或拆解行贿者与受贿者结盟的可能。在打击官员腐败的犯罪问题上，推行法定的“功过相抵”制度，对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原则上不进行刑事制裁。
此外，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措施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当控告或检举人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在司法机关不及时作为时（不免除司法机关不作为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司法监督机关申请令状（并提供一定金钱担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聘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违法犯罪证据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或搜集工作（中介机构在取得令状后，可以申请调动警察出面协助），在犯罪行为得到确认后，检举或控告者可从罚没犯罪人的财产处得到加倍补偿（当然在犯罪得不到证实时，中介机构或申请人对被控告者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加大对诬告、报复或陷害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报复或陷害行为；对犯罪后逃跑的，国家应采用普遍的悬赏制度抓捕逃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来参与打击刑事犯罪等。
最后，必须强调社会人文道德和宗教的作用，强化信息传媒的作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互动式的大众传媒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人文道德、宗教、媒体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同时，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减少重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头目外逃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向社会进行就业，而不是担任国家或政府官员。这些流向社会的优秀人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也可能会制造社会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那些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在道德素质和能力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民群众可以说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官员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不是这样，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理由的）。所以，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公平的博弈。对打击刑事犯罪而言，借鉴影片《赏金杀手》中的思路，按照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去创设各项法律制度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务实的选择。
2006-9-7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