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找准定位 转变职能
提高检委会办公室参谋决策作用
——对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透视与思考

作者：李旺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基层院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考察，力图从实际工作需要和提高检委会办公室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出发，就改进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管理职能、提高工作效能、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字】定位 例会制 双轨制

设立检委会办公室，实行委员专兼职结合，是基层检察机关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检察机关改革实践证明，检委会办公室作为检委会制度运转的协调中心，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基层院检察委员会议事效率和议事质量。因此，改进检委会办公室工作制度，完善其运行机制，提高其工作效能，是确保检察委员会有序、高效、高质运转的基础。
一、目前基层院检委会办公室的基本状况
通过交流互访和咨询市院有关部门等方式，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北京市18个基层检察院均未设立专门的检委会办公室[1]，设有专职检委会委员的只有通州、昌平、顺义、大兴4个院，其余14个基层院也均是采用挂靠或者合署办公的办法，设立专门人员和兼职内勤来承担检委会办公室的具体业务工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1、基层院受理案件业务较多、规模较小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基层检察院的内部机构的设置上不如上级院精细；2、出于精简、统一、效能的改革思想；3、人员调配难落实的现实原因。以我院为例，就没有专门设立检委会办公室，而是明确由研究室承担检委会办公室职能，专职委员承担检委会办公室的初步审查、填写专职委员审查意见等工作，同时也未设检委会兼职秘书，而是由研究室派员担任检委会办公室的内勤并列席会议，负责从事收集讨论材料、会前通知、会议记录、决定执行反馈监督等事务性工作。
二、实践中检委会办公室采取的工作做法及工作流程
通过我们调研发现，各个基层院检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做法及流程大同小异，并体现出层次性和科技性相结合的特点。其做法主要包括：1、事项（案件）提交。讨论事项（案件）一律由专人承办并写出《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的报告》，报告须按格式要求，做到内容详实，承办人对事实证据的全面性、真实性负责。2、事项（案件）受理登记。一是审查事项（案件）是否是检委会研究范围；二是审核事项（案件）所附材料是否齐全。3、事项（案件）初审。基层院通常的做法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专职委员（仅4个院有）或专门人员，由其负责对提请案件进行实体和程序的审查，提出补充完善证据的意见和法律适用意见。4、讨论事项（案件）送达知悉。检委会办公室将提请议案及时呈报检察长决定讨论时间，在批准当日及时利用局域网、内部电话等方式将提请讨论材料送达各位委员审阅。5、讨论事项（案件）记录。检委会办公室派专人列席检委会，参与完成事项（案件）讨论的记录工作，务必做到及时、准确、细致,尤其是遣词造句和法言法语的使用。6、决定执行督办反馈。检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决定的事项（案件）进行督办、催办工作，及时将检委会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变化向检察长和检委会委员报告。
三、检委会办公室管理职能弱化的原因探析
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从目前的检委会办公室的运行效果来看，还存在机构定位不准、工作质量不高、作用发挥不明显的问题。
（一）检委会“门前岗”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尚未建立起例会制度。
通过检察系统内部机构改革，虽然检委会办公室依照要求建立了起来，却被一些法学学者认为是“装样子的摆设”[2]，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1、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可操作的办事规则及规范；2、讨论事项（案件）的提起程序缺乏有规则的指导；3、检委会例会制度[3]尚未形成，“临时动议”一定程度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及时处理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法定期限内讨论决定有关重大案件，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可实行例会制度。”我们通过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基层院在实践中并未实行例会制度，当碰到一些未提交检委会讨论而确属有争议的案件时，往往采取的做法有三：一是作补充侦查决定，延长审限；二是同公安部门协调，作撤案处理；三是向上级院汇报，听取上级院的指导意见。另外，有的基层院对一些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则交由研究室人员撰写“案例分析”以供探讨。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是减少了提交检委会讨论的事项（案件）数量，实质上呢？一方面牺牲了检委会委员们的法律专业学习的机会，因为每一次有准备的检委会讨论都会无形地提高委员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储备，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作为基层检察院本身就应当主动、独立地完成其所受理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一遇到争议就寻求上级院支持甚至是与公安机关“协调”，是回避问题、推脱责任的表现。可行的办法就是要积极发挥检委会办公室“门前岗”的作用，该提交的就提交，该上会的就上会，让案件来锻炼、磨练专职委员及检委会其他委员，提升他们法律专业知识的储备。
（二）提交议案的“过滤器”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容易造成“担审不担则”现象。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要求：“检委会办公室应当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事项（案件）提出法律咨询意见供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参考。对于经审查不属于检察委员会讨论范围的事项（案件），检委会办公室应提出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此举一方面是滤除不属于检察委员会议处的案件或者议题，一方面则在于纠错补漏、滤除案件承办人或议题提出人主观因素对议案的“杂质”影响，进而保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议案质量。同时按照《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应是重大、疑难案件。而在实践中，有的承办人害怕承担责任或是在办案中碰到外来压力，于是将一些本不该提交讨论的案件也提交到检委会，通过检委会来做出“平衡意见”，以便将来集体承担责任，这给检委会议事质量带来负面影响。此种现象称为承办人“担审不担责”现象。解决的办法是：一是进一步明确检委会的议事范围，对何种案件、何种议题是可以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的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积极发挥检委会办公室的“过滤器”作用，由专职委员对提交讨论事项（案件）的可议性和当议性提出初查意见。
（三）议案讨论的“风向标”作用不能得到发挥，疑难案件处理意见的“双轨制”没有形成。
在专职委员的设置上，尽管考虑了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议事能力强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条件相对较差、专业理论水平偏低、掌握法律政策资料不足等多种原因的限制，在涉及议案的法律文件的查找、研究等准备工作、具体咨询意见的提出以及会务沟通协调、检察委员会决议的落实、执行与督办方面，仅仅靠一二名专职委员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而在实践中一般只是出具专职委员意见和查找相关法律资料，而将其它纯会务性工作甚至是反馈工作交给内勤。而检委会办公室内勤的工作只是书记员的工作，加上又是兼职，其他工作的量也很大，用于秘书工作事务的精力有限。事实上，对检察委员会讨论事项（案件）中的疑难案件处理意见的“双轨制”[4]没有形成，专职委员只是以普通委员的身份列会和发言，兼职秘书只是列席会议、对议案不做分析论证，对增强检察委员会议事的方向性没有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因此，将第一学历为法学博士、硕士、学士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检委会兼职秘书（内勤）的队伍中来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一方面他们可以辅助专职委员理解法学前沿理论，查阅相关资料；二是提出不同意见，有助于专职委员更加综合地审视案件，保证导向的全面性和正确性。
（四） 为领导参谋的“智囊团”作用未得到发挥，对上会讨论的疑难案件分析论证明显不足，未真正成为检委会业务决策的“外脑”。
实践中，基层院检委会讨论重大案件多，讨论重大业务事项少，存在着重个案研究、轻工作指导以及议决案件的范围过宽等情况。而且检委会办公室对关系检察业务建设的重大事项（案件）的提出和解决以及从业务实践和政策理论方面的调研论证工作未得到有力开展，对上会讨论的疑难案件的分析论证也明显不足，对我院2003年、2004年提交检委会讨论案件进行统计，发现两年来提交检委会讨论的疑难案件达25件，而检委会办公室撰写的相关案例分析研究只有两篇[5]，这充分说明检委会办公室对检察业务建设的重大事项（案件）的提出和解决以及从业务实践和政策理论方面的调研论证工作未得到有力开展，作为检委会的“智囊团”作用亦未充分发挥，为领导决策参谋不力，还没有真正成为检委会进行业务决策的“外脑”。
（五）“法律顾问”的咨询作用无法发挥，缺乏建立与各业务处室业务探究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在实践中，基层院检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开展只限专职委员一人或者二人，配员明显不足，而兼职秘书（内勤）的大量精力和时间集中在组织调查研究、统计报表等其他服务性工作之上，导致检委会办公室人员真正与业务工作人员打交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专职委员的主业在于会务讨论和提交事项（案件）的初查而不在业务研究，即便是兼职秘书，其工作也是业务研究的组织者和服务者，对于政策法规特别是司法解释等业务资料很少收集、积累，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很难承担起业务部门的咨询。对于检察委员会讨论过的案件，也没有能够及时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未能发挥业务指导作用。解决的办法有：一是充实高学历、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进入检委会办公室，树立检委会办公室的法律专业知识权威；二是加强业务部门与检委会办公室的联系沟通，打造交流的平台，积极共同开展案例的讨论研究工作，为检察业务和检察实践服务。如每月可以创办“案例研究”，举行一次案例研究座谈会，通过局域网或人员接触等多种形式传递研究信息，当然这些都以达到保密要求为前提（如省去具体人名、地名、公司名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增强相关检察人员的办案能力。
四、转变和强化检委会办公室管理职能的建言
检委会办公室仅承担着会议事务性职能并不能适应当前检察工作的需要，必须实现其从单一的事项（案件）讨论服务到全方位管理的职能转变，而要使其在检察业务管理、规范化建设、业务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就必须重新定位，转变和强化检委会办公室的管理职能[6]。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认为当前基层院检委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职能：
（一）参谋辅助职能。
检委会办公室具有参谋辅助职能是由其性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讲，检委会办公室的参谋和辅助职能就是要对提交检委会进行讨论的案件和事项，受理后进行审核把关，审查内容主要是案件或事项是否需要提交检委会、提交依据和科室观点理由阐述是否恰当。提交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检委会办公室可在吃透案情的基础上，提出法律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报请检察长决定后分别进行处理。对一些程序性的简单问题则可自行处理，如对证据不足需要补充材料的案件，检委会办公室可以自行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建议提交部门予以补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从部门利益的角度随意和轻易启动检委会程序，提高汇报材料的质量和规范性，依法限制个案讨论数量，将检委会从繁重的个案讨论中解脱出来，以从事更重要的全局性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水平和工作效率。案件经检委会办公室审查，将焦点、疑点、难点问题提炼出来，并形成倾向性的处理意见，使检委会委员在研究案件之前就对案件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使检委会研究案件能够有的放矢，从而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保证检委会的决策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管理协调职能。
管理协调职能是检委会办公室参谋辅助职能的拓展和延伸。参谋辅助职能主要是辅助检委会行使议事职能，而管理协调职能则是辅助检察长和检委会对其他检察业务工作进行管理。检委会办公室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机构的日常事务管理部门，理应承担起对检察业务的管理职能，促进检察业务工作规范化建设。具体来讲，检委会办公室对检察业务的管理职能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负责落实检察长和检委会的业务工作安排部署、指示和具体的决议、决定。这项职能不能越权，必须保证在检察长和检委会的领导下进行。检委会办公室在抓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原则性的工作部署具体化，将抽象性的工作方针明确化，将系统的决定通过一定的方法步骤予以贯彻，并通过监督检查将其落到实处。2、负责对检察业务工作的考核。业务考核是促进检察业务工作发展的有力手段，在具体执行中，不应当将其同队伍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考核混为一谈，而应当将其单列，由检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考核办法的制定、考核制度的落实和具体的考核工作，确保考评工作的规范有序和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3、负责对检察业务工作的协调。办案工作不可能孤立进行，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上，在涉及多部门配合协同作战上，在一些诸如法制宣传教育等具体事务运作上，在具体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上，往往需要统一协调，在检察长和检委会的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分歧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经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同意后，再负责具体的贯彻落实。
（三）监督检查职能。
监督检查是强化内部监督，促进公正执法，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手段。这项职能应当由检委会办公室来承担，以更好地保证检察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办案。具体来讲，检委会办公室的监督检查职能应当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发挥：1、做好对检委会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坚决予以执行。在实践中，应当建立健全检委会决定执行情况报告制度、检委会决定执行督促催办制度和检委会决定执行情况检查制度，以保障检委会决定及时、正确地得到执行。2、做好同步督查工作。对办案工作最有效的监督是事先监督和事中监督。事先监督可以通过建章立制、加强教育等方式进行，而事中监督则是各级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中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检委会办公室应当承担事中监督任务，在案件做出最终决定前，通过审查法律文书、调阅案件卷宗、了解承办人及走访有关人员等方法，对案件进行同步督查，对案件实体问题处理情况、案件的诉讼程序执行情况以及办案纪律、法律文书适用等问题予以密切监督，弥补这个薄弱环节。督查的重点应当是对经侦查拟做撤案处理、经审查拟改变定性或做不批捕、不起诉处理以及退回补充侦查的等容易出现问题的案件，要求办案部门随时予以报告，检委会办公室介入进行检查，从而及时发现问题，马上处理，避免造成错案。3、做好对改进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立即向检察长或者检委会进行汇报，按他们的决定通知存在问题的部门予以纠正，并对问题的纠正和解决跟踪检查和督促。对于问题严重的，还应当提出处理意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以确保督查的实效。
（ 四）总结指导职能。
总结指导职能是基于检委会办公室上述三个职能而行使的。当前检委会办公室大都设在法律政策研究室，与研究室合署办公。研究室本身是一个检察法律、政策及各项检察业务的调查研究机构，检委会办公人员，大都同时肩负法律政策研究的工作任务，其理应承担起总结业务理论、指导办案工作的职能。从检委会办公室行使该项职能的现实性来看，由于检委会办公室承担着参谋辅助、管理协调和监督检查等三项重要职能，使其具有了更多的接触检察业务的时间和条件，可以及时掌握检察机关办案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为检察机关进行调研提供了依据和方向，从而推动调研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检察业务建设。 具体来讲，检委会办公室应当针对检委会会议的决定及指导工作的经验及时进行总结，针对在监督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针对检委会研究中的疑难案例及时地进行案例研讨，针对发现的检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专题调研，针对检察业务中存在的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及时进行法律政策研究，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具有较高指导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指导检察工作实践，使各项检察工作更加方向明确、科学规范。
　
注释：
[1] 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定位是检察委员会的参谋和辅助机构，在设置形式上各地有所不同，主要是三种：一是将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挂靠在研究室，接受研究室的统一领导，但工作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二是单独设立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具有独立的编制，与检察院其他内设机构平行；三是不专门设立检委会办事机构，而是明确由研究室承担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目前多数检察院采用第三种。车树明：《检察委员会工作改革与实务运作》，参见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检察论丛》第3卷， 2001年12月版第319页。
[2] 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设置被一些北大、人大的法学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充其量不过是进行检察委员会改革“装样子的摆设”。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的原因与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也不无关系。如果不能发挥其作用，事实上其地位与点缀的房间的“花瓶”无异。
[3] 该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安排会务，也有利于各位委员事先安排工作和做会议时发言准备。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应当采用半定期的方式实行检察委员例会制是可行的。事实上，没有形成检察委员例会制的一个原因也与检察委员会议处重大事项的功能弱化有关。检察委员例会日可定为每月两次，为单（或双）周的周五为固定例会日，遇有紧急案件时根据需要做调整。

[4] “双轨制”即就重大疑难案件的案件研究，除业务部门的意见外，研究室或者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这两种意见同时提供到检察委员会，供委员们讨论时参考。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168页。
[5] 这二篇案例分析的调研文章一篇是《对北京市首例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案的法理冲突和法条矛盾的思考》，该文载于“法学论文资料库”网2004年5月；另一篇是《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案例分析》，该文载于“法学论文资料库”网2005年3月。
[6] 参见姜远斌：《浅谈检委会办公室职能的转变》，载于烟台市检察院《理论天地》。

当事人双方订立并依约履行合同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交易、规范商品交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履行过程中因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形时有发生，解决履行僵局并将当事人的利益损害降至最低，则是设置合同解除制度的出发点。正确理解并在实践中审慎把握好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是合同稳妥履行、防止合同解除权滥用的重要保证。笔者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中有关合同解除的规定做一厘清并结合司法实践中合同解除的适用难点提出个人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合同解除的概念、特点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依法成立后而尚未全部履行前，当事人基于协商、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一种法律行为。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范畴。
合同解除具有以下特点：
（一）合同解除适用于有效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以前的合同，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不发生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禁止当事人一方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情况下任意解除合同。《合同法》确认协议、约定和法定解除等三种合同解除方式，对适用的条件均做有不同的规定。
（三）合同解除必须有相应的解除行为。我国采取的是通知兼诉讼解除模式，即由解除权人主张合同解除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相对方对解除通知有异议的，可在接到通知后的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解除的效力是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合同法》第97条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并结合合同自身的性质来认定合同的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
二、合同解除的种类
《合同法》采纳的是广义上的合同解除概念，具体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包括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另外，《合同法》第268条规定的备受争议的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作为加工承揽合同特有的解除方式也是合同解除的一种。
1、协议解除。是指合同成立后，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通过协商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因其系在合同成立后再解除，又称事后协商解除，与约定解除作为事前约定相对而言。《合同法》第9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并未对协议解除的起止时间作出限定，只要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解除达成协商一致，合同即可解除，协议解除的生效时间也在商定范围内。协议解除的内容不得违反《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否则，该协商解除不生效。
2、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以合同形式，约定为一方或双方保留解除权的解除，即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一方在某种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并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的约定解除与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类似，但二者有明显区别：（一）适用范围不同。约定解除适用于合同行为，而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可适用一切民事法律行为；（二）适用程序不同。约定解除系在某种或某类条件成就时，一方当事人即可依约主张解除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解除条件成就后自动失效，无需当事人再做任何表示，（三）解除后产生的效果不同。约定解除后其解除效力依约既可能向将来消灭，也可能溯及至合同成立之初。而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向将来消灭。
3、法定解除。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履行完毕以前，当事人一方通过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中，第（五）种情形在适用时要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
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依据该规定可知合同解除权人可以采用通知解除的方式，亦可选择诉讼解除的方式来解除合同。
通知解除自通知到达相对人起生效。我国理论界认为通知可以口头、书面或行为（即默示）的方式进行，但从司法实践看对通知形式较为认同的是书面通知，具体可包括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口头通知虽具有便利的特点，但在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因口头通知缺乏能提交的凭据，可能导致法院对解除权人做出不利认定；公告通知也因其不经济及信息知悉滞后性不为当事人所广为接受。
诉讼解除则分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和直接诉讼解除之诉。对于合同解除相对方提起的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因有法律和法理可依，在审判实践中对其提起和受理并无过多争议。而对合同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则是目前审判实务与学理上的争论热点。否定的观点认为，若允许裁判机关的介入，则与解除权的形成权性质不符，也与《合同法》第96条规定精神相悖。肯定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律权利，其理应得到国家司法强制力的支持。同时，从及时了结合同纠纷、防止损失扩大的角度而言，直接诉讼解除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该争点，笔者认为既然当事人已经将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提交法院，为免除不必要的损失应以受理为宜，若法院以法律无明确规定不予受理，解除权人在驳回起诉后还需再行通知相对方、若对方提起异议还需重新起诉，对解除权人而言无疑造成讼累。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中也规定解除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解除权。综上，无论从实务还是立法角度看，当事人直接通过诉讼行使解除权是可行的。
四、司法实践中涉及的难点探讨
笔者针对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合同解除时间以及情势变更的适用，做一粗浅探讨。
1、诉讼解除合同生效时间的起算。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立法例，原经济合同法采判决解除主义，即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自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生效之日起解除，而现行合同法采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原经济合同法中的判决解除主义予以修正，采通知解除主义。这就导致理论和实务对合同何时解除发生争议。而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又涉及到合同解除后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失的起算时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此分秒必争。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对诉讼解除合同的生效时间如何认定也存在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依照《合同法》第96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之精神，法院在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合同解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法院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并不能发生合同即时解除的效果，应以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合同解除。因为合同解除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法院尚未作出认定，如第一种观点认定解除时间会影响法院对合同解除的实质审查以及审判的权威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二庭在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相关讲话中均明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形成权的性质，第二种观点更契合审判实际。前述二种观点各有取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有明确表态，但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也希望相关的司法解释能尽早出台，以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现。
2、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该问题的提出对解决既不符约定解除条件也不符法定解除条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履行不能状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到个案而言，因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情形的后果无设计，故不符合约定解除条件；虽然法定解除中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条款（《合同法》第94条第一款第（五）项），但该条要求适用时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而目前此类明文法律并不多见。因此，在实务中则有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能否适用《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来解除合同的争议。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笔者认为，第三人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并非当事人所完全不能预见，从此角度而言，合同当事人有一定的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必须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因程序繁琐、认定慎重，故在审判实务中不轻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来解除合同。然而，第三人原因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若继续维持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明显不公，现受损失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法院从减少当事人损失的角度出发应予准许。虽然此类案件并非依据“情势变更”原则下判，但实际处理效果是一致的。然这样的处理结果仍未能解决问题提出之初的疑问，即对既不符约定解除也不符法定解除的条件但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若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诉请，则植物人型合同继续存在，当事人必然遭受损失；若为减少当事人损失判决解除合同，则法院可能陷入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指责。建议能否对《合同法》第94条第一款第（五）项做扩大解释，即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他情形，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合同解除实质条件的均可据此下判，或者适当放宽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程序限制，以求最大程度减少当事人的损失。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