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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国外量刑建议权的司法借鉴

李俊杰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过程序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是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行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实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
　　（二）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作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都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就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4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在与刑事普通程序并存的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非常确定而且突出。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
　　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之一就是检察官以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协议一旦达成，审判过程就大大简化，如无特别情形，法官一般都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刑罚作出判决。基于辩诉交易在提高诉讼效益上的优越性，大陆法系国家也参照美国的辩诉交易确立了自己的特别简易程序，德国叫作诉讼协商，意大利叫作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中，检察官都有明确的量刑建议权。当然，在这一类简易程序中，法官不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约束，也是明确的效力规则。在通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也是清楚而明确的。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07条规定，检察官在适用处罚令的申请中“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如果对各方面都不存在疑虑，法官通常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处罚内容发布处罚令，如果法官认为有问题，则可以拒绝发布处罚令或决定开庭审判。当然，基于简易程序的特定性，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是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案的处理意见

195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
你院7月29日文呈字第84号来件已悉，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经研究后，特提出下面几点意见请研究处理。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是从革命整体利益出发而规定的。你院在批答宁夏省院和复魏诚的信中，将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这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第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立法原则是基于革命整体利益而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并非“迁就落后”。第二，革命军人包括指挥员和战斗员包括革命军队的全体成员，决不是只指战士而把干部除外，凡是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都须依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给以合法保护。第三，婚姻自由与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都是基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一共同原则，两者是统一的而且同是进步的，如把婚姻法第十九条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这就使婚姻法的统一性、进步性分割了，使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与婚姻自由的原则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东西，这种对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错误了解，很可能在工作上发生偏差，而对于魏诚来说，也将因此引起对婚姻法的错觉以至对立态度，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魏接到你院去信后的回信）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据此，我们意见，你院就婚姻法第十九条所作错误解释，应予必要的纠正。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这里系指一方为现役革命军人，而另一方则不是现役革命军人，从来件中了解魏张两人同是现役革命军人，他们是一九四六年在部队里结的婚，现在还同在一个建制部队里，因之，处理魏张婚姻纠纷，首先应该协同其所属部队机关慎重研究他们造成婚姻纠纷的主客观原因，争取和好实无可能，也应努力解除他们彼此间思想上的疙瘩，然后成立和解离婚或判决离婚。
三、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了解到，魏一方面对你院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解释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泛指他思想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组织对革命及对其个人前途流露出来一种消极思想，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因之你院有必要与魏诚所属兵团或军的政治机关协商的必要，从关心爱护干部的原则出发，找到他的思想症结，予以正确的解决，这可能是顺利处理魏张婚姻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张平生，也应教育其以革命同志的态度，来处理和魏的婚姻问题，引导其克服狭隘思想和对立情绪，（如1949年冬魏提出离婚，张认为自己处于被动是可耻的，不同意离婚，而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魏又拒绝接受）任何个人意气用事，对正确处理问题毫无益处，而影响所及将对革命不利，我们认为处理魏张婚姻纠纷，无论是和或离，必须针对他们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首先使他们在思想上靠拢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关键。
希将处理结果报来。

附：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一案究应如何处理的请示 文呈字第84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宁夏省人民法院呈报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的事实如下：
男方：魏诚，年30岁，四川巴中人，1932年参加革命，现任×××师×××团参谋长，家无其他人口及任何财产。
女方：张平生，年20岁，河北迁安人，1944年参加革命，土改后家有田52亩，房子3间。
双方于1946年6月间，经徐敏介绍定婚，同年10月结婚，结婚之后，魏疑张之品质不佳，行动不检，（可是魏自己于1947年曾在冀东十三分区和一个护士恋爱并曾向组织要求与张离婚未经批准）。张嫌魏之思想守旧，不信任他，她与男同志交言，魏疑发生爱情，与女同志接谈，魏疑调唆离婚，加之双方个性均强，日常争吵打架（张称魏常用手枪威胁，魏否认用枪），感情逐渐破裂，据张称前后提出离婚4次（据魏之书面及口供是3次）均经组织调解暂息。1949年冬先由魏提出离婚，张认为经魏提出离婚是可耻的，不同意。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经过团、师、军各单位调解无效，由宁夏军区政治部函送宁夏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经传讯双方并多方调解，但女方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男女一方坚决请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之规定，绝对要离婚，而男方魏诚坚持婚姻法第十九条：“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之规定，绝对不同意离婚，假若离婚的话，他情愿牺牲20余年的革命历史和张平生拼个死活，双方各执一条，相持不下，而其情况已到相当的严重。
（二）我院根据上述材料，于6月15日批答如下：从宁夏省人民法院所呈材料来看，两人感情一贯不合应当离婚，至男方依婚姻法第十九条，女方依婚姻法第十七条为根据，这是闹蹩扭的作法，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是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令该院好好加以说服，同时魏诚来信也以此内容作答。
（三）继魏诚于7月20日又来一封信，对法院表示不满，现抄原文如下：
你们于六月22日来信已收到了，关于你们的信内谈到的一切，我完全懂得，政府和政府法令我是完全拥护的，不过政府那些主观主义的人，官僚主义的人，我对他确有些不敢赞成，政府法令应该是根据实际问题来处理事情的，并不是空口说空话，我前信上的意见并不是说离婚不可以，而是请求政府要将内的若干道理给予辩别清楚，追求一个真理出来，不能马马虎虎。我也并不说要组织迁就我，我找不到老婆我不找，（封建所说穷人命苦）又有什么了不得呢ⅶ战事结束了政府有落脚之处要不要当兵的也无关系了，最多我斗争20年的来历到如此结果吧。从此看来斗争是个可耻的，可惜父母一生所养。
关于这个问题由你们随便处理吧！我不再谈别的，就是怎样谈马列主义，总之被人曲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ⅶ至于我个人进步不进步就在于我了。我完成了这样多年的革命任务，到今天完成了这样结果还不知将来又是如何，我还有什么可完成的呢ⅶ你们要我考虑，但我考虑总的结果和我个人的结论就在这里。
这里我最后的希望，请政府和军队开除军籍和政府的严格制裁，我们军队系统的兵团司令机关在西安，他们也清楚我这个人，你们可商谈办理此事，我是决心不愿再在军队服务下去了。我就要如此，政府也不要管我，别不多谈，咳一肚子冤气无处数诉，不再谈了，等你们办吧！
（四）由此看来婚姻法是进步的，但现在在下边有些干部还接受不了，如张平生和魏诚的婚姻案是，像这样的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请钧院指示为祷。
195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