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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所有人持有权属证，能否要求居住人腾让房屋，发生此类纠纷的大多为家庭成员，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大有为同，根据所有权的法律性质，不动产权属人享有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是完整的所有权，而居住权仅指对他人所有的房屋实际占有的权利，法律上规定居住使用权人不能对抗所有权人，但现实生活中常发生类似所有权人要求同住的家庭成员腾房的纠纷，遇到居住权与所有权对抗的情况下，如何裁判体现着法官适用法律的智慧和案结事了人和司法理念在实践中的贯彻运用。
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国务院房改政策规定，公有住房出售对象是家庭，由此决定购买公有住房后的权属应归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共有。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
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点在《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28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的规定得到确定。曲文莉的代理人辩称房证写谁名字，就是谁的房子，谁就得腾出房屋，这样的说法于法有悖。
【裁判案例参考】
1、《母子共同出资 房改房算共有》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房原系公房，承租人为母亲，母亲对该房享有使用权，后儿子、儿媳与母亲共同居住争议房。在争议房购买产权时，由母亲与儿子共同出资以母亲名义购买，儿子已对争议房所有权构成共有。（摘自辽宁大学出版社《法官说法》第95案房改房家庭内部怎么？）
2、法官说法：产权人不能告共有人腾房
法院民庭法官：在处理房改房权属纠纷案件中，同住人口是否对共同居住的房屋具有共有权，是一个容易引起双方争议的问题。破解这一难题，主要看该房屋是否已经转化为家庭共同财产或系共同投入所得。在取得公房时，除承租代表人外，其他同住人口作为分房时确定面积等因素的一个重要条件的，或其他同住人口交纳了房改款的，即使房屋产权证上未明确记载该同住人口为共有人，也可构成共有。本案该房为母子共同出资，虽然房证写的母亲，但儿子也拥有部分产权。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房改后的产权人起诉原共同承租人腾房的情况较多。这种情况法院可以受理，但如果共同承租人对房屋有使用权或者继承权的，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解后，如原告坚持要求被告腾房，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摘自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2月22日见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管理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符振清诉颜香芬房屋纠纷申诉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该案当事人双方１９７１年６月合买府城镇达士巷７号第２进梁先觉、黄秀珍夫妇的正屋１间和横屋２眼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的买后又长期各半居住、管理、使用，颜香芬也曾承认是与符振清合买。据此，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即认定府城镇达士巷７号第２进正屋１间、横屋２眼系属符振清、颜香芬两人合资购买，产权应当共有分割和继承。
4、王淑英与段巍一般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
裁判文书：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主要内容：段巍与王淑英系母子关系，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以下简称19号）北房西数第一、二间房屋的产权归信息产业部机关第一服务局所有，王淑英就上述房屋与产权人签有租赁协议。1983年，包括段巍在内的王某一家人迁至19号北房两间及厨房、厕所各一间。1989年段巍结婚搬至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64号其岳父家中居住，离婚后又于1997年回到19号北房西数第二间即讼争之房居住。1999年夏至2000年夏，段巍在外经营餐馆并居住其中。2002年3月，段巍与其女儿段雅靓在讼争之房居住，段巍并以该房经营小卖部，工商登记字号为“北京小男孩食品店”。同年11月，王淑英及家人因与段巍发生矛盾，将讼争之房锁住。段巍现暂时在北京市东城区井阳胡同1号租住，月租400元，其物品仍存放在讼争之房中。此外，段巍及其女段雅靓户口登记在19号，与王淑英分立两户。2002年12月，段巍向原审法院起诉，以其与王淑英系母子关系且其一直随其共同居住生活，现王淑英讼争之房上锁，致其无法居住经营为由，故请求确认其对讼争之房享有居住权。王淑英辩称，段巍并未与其共同居住，婚后一度搬出。作为讼争房屋的承租人，其对该房享有居住权和使用权。故不同意段巍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段巍户籍一直登记在讼争房屋所在的19号，其经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讼争之房，此后长期在内居住生活，并进行个体经营，与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关系，对该房应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故判决段巍对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数第二间，享有合法居住权。
5、谢考进与谢会来、德荣丽关于居住权及腾房诉讼案件
一审判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00888号民事判决
二审裁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
主要内容：谢考进有租东城区安外大街3号院2号1单凶202号3居室楼房一套，使用面积44平，谢会来为谢考划之子，与父亲在讼争之房共同居住，德荣丽于1987年与谢会来结婚后也搬到讼争方房居住，现讼争之房由谢考进居住使用一间，谢会来、德荣丽居住使用一间，谢会来、德荣丽之子谢彬及谢考进之妻刘凤蕊居住使用一间，讼争房屋出租方北京天坛家具公司曾为谢会来出具证明，讼争房系单位宿舍，谢会来多年来在此处与其父母共同居住，享有居住权，诉讼中谢考进与案外人马国福签订换房协议，三方约定，谢考进以讼争房换取马国福承租的本市东城区交道口北二条35号楼8门103居室一套，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搬出此房，谢会来则表示使有面积不，不同意换房，谢考进诉到法院，谢会来、德荣丽在此处居住，双方多年关系不睦，使我无法生活，现我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不能忍受与谢会来、德荣丽共同居住生活，故起诉要求谢会来、德荣丽搬离此房，交承租诉讼费。谢会来、德荣丽辩称，我二人一直与谢考进共同居住，不同意谢考进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方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并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谢考进不服，持原诉请求及理由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
6、家庭成员之间的居住权案件：
案情：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本案诉争的房屋系原告单位宿舍，原告夫妻俩和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子女自1985年起均在此房屋一起共同居住。1996年因单位进行房改将此房屋出售给原告所有。2001年，原告与被告母亲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确定该房屋归原告所有。因原告和被告母亲以及其他子女在别处另有房屋而搬出此房，后此房屋仍由被告居住。近年来，原、被告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为此，原告于2006年10月诉讼到法院，以被告侵权为由，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搬出此房屋。另查明，被告自1985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诉争的房屋内，现虽已成年，但无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无其它房屋居住，生活较为困难。
一审判决：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为此，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从该房屋搬出，将房屋返还给原告。宣判后被告未提出上诉，也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执行、申诉情况：2007年2月，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告从该房屋搬出。执行中被告提出申诉称，我自1985年起一直居住在此房，我现在无生活来源的，也无其它房屋居住，原告起诉我侵权事实不成立，要求继续居住此房屋。原审法院受理了被告申诉后，在处理本案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已颁布的物权法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根据这种法律精神，该房屋所有权人是原告的，他有权拒绝被告继续居住房屋。原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维持原审判决，驳回被告的申诉请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是自1985年一直居住在此房屋，是合法居住在此房屋内。1996年原告购买此房屋时，当时共同居住人被告已成年，他当时尽管没有购买房屋的能力，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居住权利。现被告既无其它房屋居住，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如原告不让被告居住在房屋内，事实上剥夺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所以再审中应支持被告的申诉意见，判决被告对争议的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争议的焦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对该房屋是否有居住权。
评析一：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没有采用居住权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30号颁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住房对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根据该规定，离婚时，一方无房可居属于生活困难，双方可以协商或者法院可以判决有房一方以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予以帮助。该司法解释中提出有关“居住权”的规定。但是该司法解释中的居住权主体是特定的，仅限于离婚纠纷案件中夫妻离婚后的一方，并不适用于其它民事诉讼案件。对于何谓居住权，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物权法在起草过程中，有专家提出把居住权这种具有物权特征的准物权列入物权法的保护范畴，并提出在物权法领域中“居住权则有其特定含义，是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但是物权法定稿时删去了草案中该条款。这样就使得居住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审判缺乏法律依据的难题。我个人理解的居住权，是指特定的公民在自己依法占有的房屋内因居住和生活而享有的并排斥他人干涉的使用房屋的权利。他的显著特点：一是居住权的主体是特定的；二是有合法依据而占有房屋的；三是居住权人使用权须限于居住的目的。从本案主体上来看是特定的，原、被告双方是父子俩，被告自1985年一直居住在房屋内并没有侵权的事实，是合法居住在房屋内，而现占有房屋也仅是以居住为目的。
评析二：1996年单位房改将该房屋出售给原告，此房屋由公房转为产权私房，原告是以较小的对价取得房屋产权，而共同居住人被告当时已成年。被告虽不具备购买房屋的条件，不能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却没有明确放弃居住权。所以不能因此排斥被告在房屋内的居住权利。现居住人被告申诉主张居住权，而产权人原告主张物的排他使用权。针对本案有关居住权的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所以被告的居住权应受法律确认和保护。而本案中的王某既无房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原告不让被告居住在房屋内，事实上剥夺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所以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应保护被告的居住权。
据此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要求被告搬出房屋的诉讼请求，支持了原审被告的主张。
结束语：法院从生存权的角度保护了被告居住权，并不是说房屋永久归儿子占有、居住。该房屋所有权仍归原告所有，被告今后有了固定的工作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相应的生存条件时，被告应主动让出房屋。如果被告具备上述条件仍不搬出房屋，原告可再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儿子搬出房屋。　　
7、二审案情裁判要旨：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月。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三区10号楼2门201号房屋原为拆迁安置住房，高恺、殷丽（高恺之妻）、高凌（高恺之子，姜芹之夫）在此居住，2001年1月26日殷丽病故，2001年8月7日高恺购买了上述房屋，成为该房所有权人。2001年12月20日，高凌与姜芹登记结婚，姜随后与其子、其母一直在上述房屋居住。2004年8月3日，高恺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姜芹腾退上述房屋。2004年8月5日，高凌因涉嫌诈骗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逮捕。2004年8月30日，高恺在本案审理进程中死亡。高恺生前留有公证遗嘱，指定其所有的房屋由其女高月一人继承。据此，高月于2004年9月9日经申请参加本案诉讼。2004年12月8日，经过房屋所有权变更程序，高月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证。高月参加本案诉讼后，以房屋现所有权人之地位，要求法院判令姜芹将上述房屋腾退，并交出房屋钥匙。而姜芹则辩称：高恺在诉讼中死亡，本案应中止诉讼，等待高恺的继承人高月和高凌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才能继续进行诉讼程序；高恺患有失语、脑梗塞后遗症、继发性精神障碍等严重疾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从而，高月所提供的高恺之遗嘱并非高恺的真实意义表示，遗嘱无效；同时，姜芹认为诉争之房屋也有一部份属于其丈夫高凌的财产，故不同意高月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点：法院经审理认为，姜芹在诉讼中并没能提出证据高月所提供的公证遗嘱，而相应地根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诉争之房屋所有权人为高月。故高月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姜芹如今未经所有权人高月的同意，居住使用高月所有的房屋，侵犯了高月的合法权益。因此，判令姜芹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上述房屋腾退给高月，同时将该房屋钥匙交还高月。原审判决后，姜芹不服，以原判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高月同意原判决。
二审裁判要旨：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诉争房屋原为拆迁安置房，后被高恺购买，高恺成为所有权人，高凌作为被安置人其对该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姜芹因与高凌结婚在上述房屋内居住，在其于高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在该房屋亦有居住的权利。现姜芹所提供证据不能公证遗嘱的有效性。故高月依遗嘱继承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但不应剥夺高凌、姜芹在此居住的权利。高恺死亡后，由高月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姜芹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认为原审法院程序不合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姜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上述房屋客厅南侧东一间、客厅北侧一间腾退给高月，其可在客厅南侧西一间房内居住，客厅、厨房、厕所双方共同使用。
评析意见：本案确属民事审判中最常见的权属纠纷，笔者以此个案为引，却意在探求其背后深意。本案中，两级法院对于一审程序的组织进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并无二致。但是，其裁判结果却大相径庭。一审法院基于民法传统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肯认房屋所有者高月对标的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完整权属。从而，认定房屋实际占有人姜芹侵犯了高月所有权属，判其败诉。而与之相对应，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二审法院仍然确认高月依有效遗嘱继承成为诉争房屋的现在所有权人，同时承继房屋原所有权人高恺成为诉讼适格当事人。可见，与一审法院相同，二审法院仍然坚持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但是，二审法院也同时肯定了姜芹对该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在个案中获得了对抗有“绝对权之王”称号的所有权的胜利。此虽属平凡个案，却不能不让我们每一个法律实践者深思。
居住权在我国现行民事实体法中尚没有得到确认。在民法体系中，它属于占有的一种形态。而占有，在我们一直并正在学习和推崇的德国民法典中，位于物权编首章，其地位自不待言。本案二审法院大胆突破传统观念和制定法的局限，通过利益衡量，综合考虑该当案件各方当事人与争讼标的关联程度，作出突破性裁判。从民事诉讼解决纠纷角度出发，也妥当地实践了定分止争、保障权益的诉讼目的。透过冰冷的卷宗，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丈夫身陷囹圄，养育幼子、赡养老母，仅靠一名弱女子担负。而今，这一家三口却正面临着要被赶离已经居住生活多年的家屋。究其原因，就是她丈夫可能入狱，而家屋主人不愿再让外姓人居住。北京的房价，已经被哄抬得让平常百姓不敢问津。试想，如果这一家老小三口被赶出熟悉的家，她们将在何处挡雨避风？
审判结果，尤其是民事裁判的形成，法律效果并不只是唯一决定因素。在个案中，社会效果不能忽略。我们不能直视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无动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导下对此种形势推波逐澜。当面临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法官的裁量权限应当更多考量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正如本案二审突破性裁判所昭示的：在法律原则框架之内，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前提下，根据该当案件事实，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给予势力弱小者以更多的司法关怀。毕竟诉讼中的对抗，并不仅取决于诉讼技巧和当事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诉讼魅力所在，是体现于其中正当程序之上实质正义的实现。本案之前，在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求作出的[2001]法释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于8月13日实施）中，首次指出以民法方法保护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其里程碑意义重大。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黄松有所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宪法可以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但其背后的意旨是极为明显的。这表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敢于以开阔的眼光，恢宏的气度直面现实，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勇气和决心。它对于以后的司法审判工作一定会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司法理念一定程度的更新，实践经验的点滴积累，都预示了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8、审判监督要旨：
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寇先生单位在分配房屋时，不仅依据了工龄因素，亦考虑了他子女因素。且小寇长期在此居住，并在房屋改造后出资装修房屋，小寇对该房屋理应享有居住权，现无其他住房。寇先生虽系房屋产权人，任女士虽系房屋共同所有人，但其要求腾退房屋，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无据佐证，本院不予以支持”。为此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寇先生的起诉。
一审判下后，寇先生没有提起上诉。申诉程序中，接待法官告知象这种腾房官司，只要对方没有其它住房，法院是不能判腾房的。3月26日法院审监庭法官热情接待并释明腾房纠纷只在共居人没有其它住房，法院不会判对方腾房的，如果判了也无法执行。因此只能驳回申诉。法官同时明确提出，如果再审立案即使判小寇腾房，但因为没有住房法院也无法执行，不能将居住人赶到大街上去住，根据法院指导意见，产权人要求腾房的官司，只要被腾房人没有第二处住房，都是判决驳回原告起诉，这是内部规定。法官耐心作解释后出具了“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经审查本院认为，目前寇某某无其他住房，申请再审人要求腾退房屋，案件无法执行，亦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故你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论我国传统信任机制与WTO的冲突和适应

厦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周 军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宗旨是保证国际贸易顺利、公平和自由地进行，但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势力的不同，WTO的宗旨能否顺利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许多人表示了怀疑。正如我们有些学者担心美国的“一股独大”，其他成员国也担心中国的文化背景对WTO信任机制的抗拒。我们从“入世”艰难的谈判过程可以感知，WTO对中国传统信任机制冲击与挑战的现实，也能感知我们主动适应的必要。
中国加入WTO后，对于WTO制度的研究正在日益成熟。学者及实际工作者们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但对借加入WTO的机会改善法律文化，革除本土文化传承中的弊端，讨论与研究似嫌不足。笔者拟从中国传统信任机制入手，探讨如何迎接WTO对我信任机制的挑战，讨论虽非实务，却并非没有必要。
一、 中西文化背景下信任机制的主要差异
信任机制取决于一定的法律文化状况，WTO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背景。按照西方学者对信任理论的研究，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和中介机构等法律制度所产生的信任是最为重要的信任机制。依次是由社会相似性，即根据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的相似性产生的信任机制，再次是个人信用的信任机制，最后是由相互间关系所产生的信任机制，包括关系各方因相互间存在血缘、地缘、业缘、感情或利益等联系而产生的信任。在这几种信任产生机制中，他们认为关系是信任产生最为次要的机制。
根据上述理论，中西方基本信任机制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关系信任机制成为我们非常传统的信任产生机制，远比其他信任产生机制重要得多，也活跃得多。特别是在各种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一定程度上必须以相互间的私人关系和生意伙伴关系而建立彼此信任，法制化信任机制的程度比较低。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组织结构中上下级之间权力绝对化，制度影响力与个人权力距离过大，上级控制组织内各种资源，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程度不足，使各种资源的分配因人而异。虽然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都是科层制，但不难证明，其实际运行并不符合标准的科层制的要求。任何交往都以一定的感情投入为前提，职务行为一般都必须通过良好的感情关系才能执行。
而在WTO框架下，由法律制度所产生的信任机制成为WTO的主要精神，也是这一国际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我们知道，WTO具备制定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国之间贸易争端的三大基本职能。在这三大职能当中，WTO规则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从纯粹的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一直延伸到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可能要讨论的一系列新议题。规则统帅着各成员国，彼此间相信其他成员必将在WTO法律框架内活动。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在矛盾与妥协中求得共同意志，并在信任机制的保障下信守承诺。WTO及其前身GATT通过八轮回合的多边谈判，使各成员国大幅度削减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一视同仁地得到有效保护，在保障WTO各协议有效实施以及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95年WTO成立到1999年11月底，WTO共受理144起争端投诉。从WTO成员国每天难以数计的投资与贸易过程中，这些非常有限的数字充分说明了WTO信任机制的巨大成功。
对于中西方信任机制的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表现在普遍主义原则与特殊主义原则的区别上。如帕森斯认为，西方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则是特殊主义的，即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①。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的社会关系比做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属于一定的捆、扎、把。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每个个体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西方人的关系是团体格局。而我们的格局则好象把一块石头击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②
二、当前我国法制信任机制的现状与影响
当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综合作用时，使我国改革开放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文化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使法律制度的公信力极其有限。改革开放后，当代西方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法律文化得到一定的认同，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但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别，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西方法律文化不可能被我国全盘接受。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新兴阶层不断发展，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对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导致经济领域内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关系主体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日渐提升。特别是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主动干预的特征及其在经济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影响甚至主导着社会信任机制的产生与选择。随着基于关系信任机制不断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地方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动摇了整个市场的法制信任基石。
按照WTO法律文化，企业作为资本集中的典范，其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具有与个人无法比拟的商业信誉。但就目前现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缺失还比较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不断发生，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部分企业借贷不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赖帐、欺诈，使资金运行梗阻；在中介活动中，审计报告、资产评估等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失真时有发生；在证券市场，基金、股市黑幕频频曝光；在日常生活中，黑心棉、注水肉等假冒伪劣现象漫延。
在我国，企业信誉和效益往往与特定的企业领导人相联系，与政府领导人相联系。随着这些主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影响到投资与贸易领域，不断形成并巩固某些新的交往规则。为了保证他们的预期利益，这些规则往往与国家法律相抗衡，贪污受贿、窝案串案越来越多，导致国家法律威望的期望值和公信力不断下降，使法律法规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信任危机。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等各方面原因，但归根到底是我们法律文化背景下的信任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人的改变或者政府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可能使企业所有关系发生变化，而关系发生变化，市场和资源都会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益和信誉。
加入WTO后，要求责任明确、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要求严格区分国家主权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并对各自的信用负责。由于关系信任机制的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很难对这种信用的实质性变化做出反应，经济活动总是蒙有关系色彩，离不开关系的概念，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形影相随。而我们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始终保持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不断下降，成为融入WTO大家庭的重要障碍之一。
随着外国企业对我们信任机制的了解，在经济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基于关系的信任机制不仅将为外国企业所利用，而且可能为腐败分子提供许多谋取私利的机会，特别是在入世初期的经济体制转轨和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期间，在国有土地批租、中外合资中的国有资产评估和新增利润分配、外资的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经营管理等某些热点领域可能会出现腐败现象的高发多发问题，都有可能因各种关系而产生权钱交易行为，导致国家资产的严重流失、国内产业严重受损，市场份额大量丢失。
信任机制的好坏是我们国际形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投资者衡量我国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尺度。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各国投资者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我国社会的信任机制也令外国投资者困扰和担心。这种担心不一定会让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望而却步，但却一定会加大我们吸引外资的成本，加大我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加大我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因此，加强法制信任机制是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必经过程，也是迎接WTO机遇与挑战的必然步骤。作为一个长期的融会超越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一项法律工作，而且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能否实现应然的结果，取决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及其方向。
三、加强法制信任机制建设的基本途径
WTO对我国信任机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现实和正面的，它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法制信任机制的全面进步。在我国的法律意识中，关系信任机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但仅属于个人美德的伦理范围，与法律制度并无多大关系，使基于法律的信用精神相当淡薄。而WTO的信任机制建筑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理念的基础之上，崇尚契约自由、程序正当、妥协机制、谈判机制等公平、信任和约束机制，与我们的传统信任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法制信任机制，在与WTO的冲突与矛盾中逐步融合，以适应WTO的法制信任机制。
第一，要努力转变传统观念，保证法制信任机制的主导地位
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终结了整体的统治地位，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还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不能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我们对WTO的接受与融合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WTO的观念与信任机制将很难为我们所接受，而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承诺也很难完全得到信任。加入WTO，由开放而带来新的压力，是实现我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顺应全球化的宝贵机会。我们所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从这样一种必然要来的压力转化为我们现代化的积极的推动因素，把加入WTO放到法律的整体框架下来促进法制观念的进步，提高法律制度的公信力，提高法律的权威，保证法律制度所产生的信任高于其他信任产生机制所产生的信任。
第二，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信用机制
加入WTO，要抓住来自国际市场主体竞争的机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借鉴西方国家某些成功经验建立一整套透明的、能接受监督的制度规范，以建立基于法制的信任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发挥其在建立健康的信任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加强信用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促使经济活动契约化，促进公平观念的确立，无论外商内商，无论国营民营，都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银行的信用关系中，消灭任何政府色彩的暗示。除了法律制度，任何企业或个人不可能依赖关系的“关爱”从事本应由市场决定的行为。只有法制化的程度提高了，透明度提高了，政策稳定性提高了，公平观念提高了，信任机制不因个人的转移而转移，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提高外资的积极性，提高我们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信誉。
第三，要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廉洁高效的有限政府
WTO对我们法制信任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按照WTO政府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概念，加入WTO后，我们很多政府职能及法制信任机制将可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后，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能要接受审查，如果政府行政决定侵害企业的利益，不仅要接受行政复审，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在WTO法律体系下，政府必须重视正当程序的概念，任何行政行为必须具备法定形式和法定程序，不得允许领导个人行为的效力高于法律制度，以削弱因可能存在的相互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信任。促进法律制度公开化，办事程序公开化，办事结果公开化，杜绝暗箱操作与人情关系，以提高政府组织的信任度。
第四，要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建设服务型的政府体制
政府要真正由过去的直接控制、直接经营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的管理模式，致力于运用经济手段和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行政命令，通过咨询、发布市场信息、推广成功典范等引导国民、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调整投资和经营方向与结构。要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氛围，及时有效地防范和纠正企业的不良行为。要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公平地保护来自WTO各成员国所有市场主体的利益。要端正管理动机，强化服务观念，部门协调一致，推动建立服务型的政府体制。
第五，要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强化法律实施监督
要加强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形成法制信任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内部监督，健全企业自身监督约束机制，使企业决策层与经营层、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企业关系行为受到多重制约。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资信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加强会计、审计的监督检查，加强和完善信息批露和传递机制，增强市场行为的透明度。行政执法部门要规范市场监管制度，理顺监管程序，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市场有序运行，同时建立起不同监督主体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
第六，要建立双重司法体制，维护司法独立
目前由于人事和经费都来源于地方，使我们司法系统还不能完全独立，这种司法体制对地方法律保护主义实际上提供了很大的背景。我国加入WTO以后，在条件适当时，有必要建立司法双重机制。对于涉及到统一的、国家级的全部债权人和全部市场问题的案件，必须由国家一级的法院来进行审理，涉及到地方的如治安案件，一般的民事案件，或者一般的家庭婚姻案件，则由地方法院进行审理。进入WTO以后，如果要完善法制信任机制，建立一个双重机制恐怕是非常必要的。

加入WTO，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孕育在挑战之中，只有赢得挑战，才能赢得机遇。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们首先要诚恳地接受其法律制度，以及其所带来的信任机制。要把我国法律文化放在世界法律文化的整体中去观察和研究，注意从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法制信任机制的建设要有长远的设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既面向世界，又立足本国，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充满活力的、无可怀疑和改变的法制信任机制。

注释————————————————————————
①T.Parsons,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8. 帕森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模型定为“特殊主义”，在这种关系体系中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都难于发生作用。
②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