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法公信的命题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很多基本概念上的误解，使得良好的预期得不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舶来与本土资源未能重新整合——将司法公信的形成等同于中国法治实现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处在前法治化阶段，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且要求彻底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诉求也有悖于法律的功能表现。前法治化阶段完成的目标是法律制度的确认、法律精神的转化、守法的普及，对于司法公信的培育，应该厘清概念上语言逻辑的混淆，进而把握司法公信中国化的可能及措施。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只有将司法公信的命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司法公信 法治 现代化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许多学者引用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来论证“法律信仰”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司法公信力缺失” 。可是对东西方法律信仰命题的研究历史中出现对基本概念不规则的表述和未达成一致意见所造成的误解使司法公信的中国化解读一直停滞与理论上的自说自话，实践意义所得甚微。本文拟结合中国法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厘清司法公信命题的基本概念，进而探寻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可行性塑造。
二 信仰及司法公信概述
（一）信仰的概念。
《辞海》：“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作为价值存在的人，“信仰”的概念体现了其对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的态度和实现方式。具体来说，“信仰”有如下特征：
1目的的理想性。无论其信仰对象如何，信仰的目的是理想化的，即信仰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符合其希望的“善”和“美”及不能轻易在现实中实现，是一种未知的美好的向往。
2意志的持久性。信仰是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价值追求过程，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皆需要一以贯之的持久努力。如果意志上发生懈怠，则这种信仰对象还未在主体身上成立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
3行为的坚定性。信仰外化为客观行为，就必须以坚定性最为尺度。任何的信仰除了心理过程外还要以实践来反馈或者检验。缺乏了坚定性行为支持的信仰，只是言语中的信仰，同时反证出其意志上的薄弱。
考察“信仰”概念和特征，可以得出构成信仰的要素：
1信仰从内在看是自觉自愿的信服尊重，特点是出自内心，任何外力或违心之强迫均不构成信仰。
2信仰自外在看需将主观心理状态支配于外部行为，即主观心理状态外化的结果。
3信仰的对象是“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均非实在的客观物，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先验理论。
对信仰概念内在、外在及对象上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信仰之范围。信仰是对事物在主客观方面理解把握的最高认同态度。达到信仰的高度，能做到近乎宗教的“殉道”“卫教”，信仰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或许是盲目的迷信的，但并不能否认信仰之性质。
（二）司法公信的概念
从词义上探究，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和"信"。所谓"公"是指社会公众，而"信"则是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多数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司法公信的概念表明能产生司法公信的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的激情。所以司法公信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其他非理性信仰）是科学性与怀疑性——对法律的信仰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是综合比对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法律崇敬的尊重。司法公信不是对法律的盲从和迷信，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与诘问，这种信仰是绝对神权或绝对君权的直接产物，是法治和法律信仰的大敌，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理应舍弃。科学的法律信仰与司法公信是伴随着人的理性的参与和选择，同时有法律怀疑精神的辐射作用，使信仰更加有操作性与现实性，摆脱虚无主义的阴影，也完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 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发展三部曲及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法律信仰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再到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直至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法律信仰的确立也由起初敬畏自然及神灵的蒙昧意识到现在理性的接受捍卫法律的状态。
1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原始社会及蒙昧时代对习惯或习惯法的态度是出自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超自然现象无知的恐惧。原始人或者奴隶可能不会有信仰的词汇，但是他们有惧怕敬畏的对象——部落图腾的存在说明了他们有自己捍卫的偶像，而且尊崇能够与偶像沟通并传达意见的使者——巫师。原始人把这种敬畏带到制定的规则或形成的习惯里，这样规则或习惯就有了偶像的旨意，对之违反并不仅仅是破坏了秩序，而且还亵渎了神灵。这是法律信仰的萌芽阶段。
2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和宗教紧密相连，对法律的认同一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二是出自对违反法律所受惩罚的恐惧。封建社会的法律开始有了近代法律的影子，权利义务慢慢构架成法律的结构。然而维护皇权与野蛮残酷仍然是此时法律的特色。宗教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地位，法律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法律为宗教的世俗活动开辟合法性的通道，宗教为法律制定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法典被看做是上帝的杰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人们把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法律上来时，不会生疏于“秩序”、“平等”、“博爱”等字眼。此阶段将法律神圣化。
3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把法律、利益、需求整合成共同体，公众对待法律的态度世俗化。由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是把人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以科学与理性为旗帜，反对迷信与愚昧。“以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就是宣布了权利本位思想在法律法学上的胜利。虽然这些运动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或者依附于宗教的先验理论，或者就是宗教思想自身的觉醒与反抗，但思想上的解放是人们眼光开阔，科学的普及使人们趋向理性。对待法律，虽然还有宗教情节，但已不是单纯迷信的时代，而是对自身权利认识的觉醒与维护，法律世俗化起来。
对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解读表明，法律信仰是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确立，其漫长的过程与法律发展及法治化实现并存，随着民众法律信仰的萌芽，司法公信力也渐趋形成。
四 司法公信与中国特色的冲突
在西方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司法公信作为进行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意义深远。然而连基本概念都是舶来品的中国法律，如何在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土壤里根植出以秩序、权利义务、平等、人权等为基本内容的司法公信，则是个还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公信所面临的冲突是东方伦理信仰与西方法理信仰在语境上的南辕北辙。伦理社会的基础是血缘，调整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是伦理道德，克制、服从、忍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人情化使法律无法参与平等主体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及上升到刑事的程度，法律才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进行事后惩罚性的修补。这样的法律文化很难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统治者也主张“德主刑辅”。在这种民族文化下进行法律的移植和司法公信的培养注定困难重重，既有理论逻辑上的证明误区，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
1理论逻辑的误区
目前中国法学界得出的就“司法公信”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建设法治，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只有提高司法公信，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即法律——司法公信——法治的逻辑链条。诚然，这种逻辑推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忽略了很多制约法治及建设法律信仰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概念的误解。
⑴司法公信中的“法”是指“自然法”还是“实体法”。
西方提出“法律信仰”，是基于“实体法”与“自然法”二分的前提，所指的法律信仰毋宁说是“法的信仰”。因为能达至信仰标准的是近乎道德完满的先验的“上帝之法”（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等），而非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具体以法条表述出来）。这也符合信仰的理想性神圣性特征——人们总是对某种尚未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激发信仰之心，如果已经达到或者没有可能达到，前者没有信仰的需要，后者没有信仰的动力。
中国没有“法”与“法律”二分的传统，现在所指的法律均为实在法。实在法没有先验性神圣性等自然法特征，也没有近乎道德高度的苛刻要求，它规定的权利义务会使公民（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主体）尊重遵守法律，但很难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培养让普通公众敬仰法律，提高司法公信力。当人们看着只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时，很难从心里产生任何的激动、神圣或者尊敬。
⑵“法律——司法公信”不是绝对的。
有了法律，未必就能催生出相对应的司法公信。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不简单的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司法公信，是信仰法律体现的价值，法律的价值（法的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目的价值，即法律追求的社会效益，二是内在价值，即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三是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代替法律本身直接提供行为人以信仰的可能。如果只有法律，而法律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或者法律运行时没有体现价值（前者是恶法，后者是徒法），都难以形成司法公信。
中国当下误解司法公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找到信仰之实质。以为司法公信仰的培养就是普法教育，于是进行法律规范的宣传。信仰之形成在于互动，如果没有法律人格的呼唤、法律精神的灌输、法律价值的倡导，怎么激发民众对法律美好的憧憬？又何谈对法律有尊敬和信服？
⑶忽视了司法公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谈到司法公信似乎生成一种误解，认为其主体“以法律为非人格的神而加以顶礼膜拜” ，有着近乎宗教的迷信，主体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信仰是一种义务性的无条件的迷信。其实在配置司法公信的过程中，主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体，客体由其本身的品质（法的价值）促使主体再认识，二者相互作用。主体不盲目，客体不绝对，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彼此选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法非法”的论断也说明了司法公信必须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塑造。法律的科学怀疑精神就是在承认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高性的前提下质疑法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质疑不科学不公正的制度，并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上述所言完成法律的“选择”。
⑷对民众进行超前要求，使司法公信的实现不切实际。
在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尽管要进行司法公信理念的培育，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在目前的中国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前文所述司法公信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面的激情。前者要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思维的训练，后者要有与法治精神不悖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教化，在目前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带来理论上的自说自话。
⑸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矫枉过正。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已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忽视了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法律只能沦为工具使用，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法律工具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们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到法律的作用。然而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法律的工具性被忽视，不强调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的作用，只强调它的价值和目的，让人误以为法律只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这样所塑造的法律信仰及司法公信力缺少现实基础，只是空中楼阁，试问哪个人会只因为法律的形而上而对法律充满尊敬信任的感情呢？只有通过其工具性的作用来切实保护人们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好处，进而有提高司法公信的可能。
2中国现实的条件制约
⑴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法律精神，司法公信没有文化基础。
内敛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求平稳而轻变革，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总要经过与传统价值体系背离的长期阵痛。当伦理型社会遭遇法理型制度的冲击，颠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时，其消化磨合不可避免。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德主刑辅”均是对市民社会形成的阻碍，而市民社会不仅是现代法律成熟的内在环境，还是现代法律信仰的发生机制。私权合法的市民社会，对利益的诉求再正当不过，商品经济繁荣，相应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也完备，个人权利不再有所依附和臣服，“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圣经”，法律是实现权利具体化的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专制集权大一统，个人权利依附于皇权、宗族、家庭，排斥现代法律精神，个人被扼杀在集体里。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给予否定，法律如一纸空文，何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⑵ 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提供尊敬法律的社会基础。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2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特制定《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本办法已于2004年6月17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解振华
二00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活动，保障和监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提高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的科学性、公正性、合理性和民主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时，适用本办法进行听证。
第三条 听证由拟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第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证其陈述意见、质证和申辩的权利。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公开举行的听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旁听。
第二章 听证的适用范围
第五条 实施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办法：
（一）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应当组织听证的；
（二）实施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
（三）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第六条 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建设项目外，建设本条所列项目的单位，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未依法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或者虽然依法征求了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或者重新审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可以举行听证会，征求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一）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二）可能产生油烟、恶臭、噪声或者其他污染，严重影响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
第七条 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审批该专项规划草案和作出决策之前，指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举行听证会，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规划除外。
第三章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
第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的听证活动，由承担许可职能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并由其指定听证主持人具体实施。
听证主持人应当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审查机构内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担任。
环境行政许可事项重大复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举行听证，由许可审查机构的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由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者终结；
（三）决定证人是否出席作证；
（四）就听证事项进行询问；
（五）接收并审核有关证据，必要时可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六）指挥听证活动，维护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警告直至责令其退场；
（七）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记录员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承担下列义务：
（一）决定将有关听证的通知及时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审查人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听证参加人；
（二）公正地主持听证，保证当事人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
（三）符合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
（四）保守听证案件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记录员应当如实制作听证笔录，并承担本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义务。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被听证的行政许可的审查人员，或者是行政许可审查人员的近亲属；
（二）是被听证的行政许可的当事人，或者是被听证的行政许可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三）与行政许可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四）与被听证的行政许可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环境鉴定、监测人员。
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应说明理由，由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回避。在是否回避的决定作出之前，被申请回避的听证主持人应当暂停参与听证工作。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依法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
（三）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听证；
（四）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证；
（五）对证据进行质证；
（六）听证结束前进行最后陈述；
（七）审阅并核对听证笔录；
（八）查阅案卷。
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照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
（二）依法举证；
（三）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四）遵守听证纪律。
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的，视同放弃听证权利。
听证申请人违反听证纪律，情节严重被听证主持人责令退场的，视同放弃听证权利。
环境鉴定人、监测人、证人、翻译人员等听证参加人，应当承担第（三）项和第（四）项义务。
第十四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他人代理参加听证的，应当向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
第十五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知了解被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单位和个人出席听证会。
有关单位应当支持了解被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单位和个人出席听证会。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席听证会的，可以提交有本人签名或者盖章的书面证言。
第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需要进行鉴定或者监测的，应当委托符合条件的鉴定或者监测机构。接受委托的机构有权了解有关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证人。
鉴定或者监测机构应当提交签名或者盖章的书面鉴定或者监测结论。
第四章 听证程序
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决定举行听证的，应在听证举行的10日前，通过报纸、网络或者布告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
公告内容应当包括被听证的许可事项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听证会的方法。
第十八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场地等条件，确定参加听证会的人数。
第十九条 参加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代表人参加听证。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办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送达《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被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
（三）对被听证的行政许可的初步审查意见、证据和理由；
（四）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五）告知申请听证的期限和听证的组织机关。
送达《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可以采取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形式，并由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或者其他必要情形时，可以通过报纸、网络或者布告等适当方式，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
第二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申请人的姓名、地址；
（二）申请听证的具体要求；
（三）申请听证的依据、理由；
（四）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十三条 组织行政许可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听证申请书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听证申请人补正。
第二十四条 听证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一）听证申请人不是该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
（二）听证申请未在收到《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的；
（三）其他不符合申请听证条件的。
第二十五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经过审核，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听证申请，应当受理，并在20日内组织听证。
第二十六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听证举行的7日前，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分别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并由其在送达回执上签字。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听证的事由与依据；
（三）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听证主持人、行政许可审查人员的姓名、职务；
（五）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预先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六）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的权利和义务；
（七）其他注意事项。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或者其他必要情形时，可以通过报纸、网络或者布告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接到听证通知后，应当按时到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并记入听证笔录。
第二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会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告知听证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并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宣布听证开始；
（二）记录员宣布听证所涉许可事项、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三）行政许可审查人员提出初步审查意见、理由和证据；
（四）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就该行政许可事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有关证据，对行政许可审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五）行政许可审查人员和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进行辩论；
（六）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做最后陈述；
（七）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在听证过程中，主持人可以向行政许可审查人员、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和证人发问，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
第二十九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听证会必须制作笔录。
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由听证员和记录员签名：
（一）听证所涉许可事项；
（二）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的姓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四）听证的时间、地点；
（五）听证公开情况；
（六）行政许可审查人员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理由和证据；
（七）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和其他听证参加人的主要观点、理由和依据；
（八）延期、中止或者终止的说明；
（九）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十）听证主持人认为应当笔录的其他事项。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交陈述意见的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记入听证笔录。
第三十条 听证终结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及时将听证笔录报告本部门负责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决定，并应当在许可决定中附具对听证会反映的主要观点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使听证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临时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
（三）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延期，并有正当理由的；
（四）可以延期的其他情形。
延期听证的，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听证主持人认为听证过程中提出的新的事实、理由、依据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或者鉴定的；
（二）申请听证的公民死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三）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三十三条 延期、中止听证的情形消失后，由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是否恢复听证，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听证：
（一）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告知后明确放弃听证权利的；
（二）听证申请人撤回听证要求的；
（三）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的；
（四）听证申请人在听证过程中声明退出的；
（五）听证申请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
（六）听证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组织放弃听证权利的；
（七）听证申请人违反听证纪律，情节严重，被听证主持人责令退场的；
（八）需要终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不组织听证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申请，不予受理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环境保护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申请或者不予听证的理由的。
第三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在听证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公告》、《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申请书》、《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和《送达回执》的格式，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规范。
第三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听证所需经费，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三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权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或者依职权起草的环境保护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草案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社会意见。
环境立法听证会，除适用《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外，可以参照本办法关于听证组织和听证程序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