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培武”一案谈起 小议刑讯逼供
孙荣杰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
处理已尘埃落定，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刑事诉讼问题却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造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从该案来看，我国刑诉又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对此一一论述自己的见解。
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是造成“杜培武”冤案的直接原因，几乎错杀了一个清白的无辜者。杜培武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能活着等到沉冤得雪、重获自由的时候。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肯定不只一个杜培武，还有若干个杜培武一样的刑讯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人丢了性命，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监劳里苦苦等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等到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在杜培武一案中，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又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杜不断地声称冤枉。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国家也一再颁布法律规章严禁刑讯，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我认为，这是与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的。
首先是立法上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为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侦查人员的讯问供认犯罪和回答问题时，侦查人员便可以以没有“如实回答”为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犯罪嫌疑人按其意图回答问题，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条与沉默权相对立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不相一致，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既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可以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刑诉第93条规定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2、没有明确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在英美法系，把“采用刑讯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喻成“毒树”，把“收集来的非法证据”比成“毒果”。 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认和由此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能采纳为证据却没有规定。而我国从“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出发，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正是由于我国对毒果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暖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原因。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封建社会司法断案采用的原始野蛮的方法和手段在一些人思想意识上的残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掌权者将刑讯逼供奉为审案断狱的法宝。他们认为，获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可以定案。客观证据只是作为对口供证据的印证和补充。把罪与非罪，定在是否有口供上。为了取得口供，不惜动用刑具，摧残被告人的肉体。也就是说罪与非罪，是靠被告人肉体在承受刑具所带来的皮肉、筋骨痛苦的程度上所决定。这样断案定罪的话，有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可能无辜者被冤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造成的冤案不乏其例。
（二）、刑讯逼供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的危害显而易见。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假错案，造成疑案、积案；严重侵犯了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防治、遏止刑讯逼供的对策应当针对刑讯产生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鉴于上面提到了几点刑讯产生原因，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取消刑诉第93条规定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依仗，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以此为依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最终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人格权利保护的实现。同时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失去了动力和条件。
其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宣告其失效，而要想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此，从法律上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从法律上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就砍掉“毒树”，并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
最后，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做好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把好入口关，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当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律师在场会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更能注意依法办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的方法也是有效遏止的途径之一。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积习较深，要想纠正和制止这一历史沉积下来的顽症，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长期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症必将得到改善和遏止。
（三）“杜培武”案反映的我国刑诉程序上的不足
“杜培武”一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这么多地被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提及，不是因为杜培武本身是警察，两名被害人也是警察，而是因为此案所显露地我国刑诉程序上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
杜培武之所以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关键原因在于司法程序对口供证据的允许和认可。从刑事诉讼整个制度设计看，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允许从口供中取证的司法程序，鼓励办案人员从口供中寻求破案的线索，形成了从口供中破案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性做法。办案人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想方设法掏取口供。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刑讯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在诉讼阶段，口供证据能在法庭上不经过质证而轻易得到确认。作为国家机关，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似乎具有不容怀疑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结束后的3天内，要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意见对法院判案无疑有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往往成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同时，法律对警察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无明确规定，故警察习惯于只提供书面证据而不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逼供和假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在杜培武案的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做法是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的冤家错案。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体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
杜培武本人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反映了在刑诉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司法人员头脑中尚存有罪推定之余毒。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最后定案量刑上来看，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杜培武一案中，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存疑案件的矛盾态度，既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坐实罪名，又不甘心作出无罪判决，就以留有余地的判决来处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疑罪从轻”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所规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平反多少冤狱，而在于宁纵不枉，尽量防止悲剧的发生，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获得了迟到的平反却欲哭无泪的杜培武。笔者衷心期望在司法实践中能使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无疑这是有着类似杜培武遭遇者的护身符，只要无罪推定原则早日在司法实践中扎根，那么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科技部、财政部
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企[2005]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科技厅（委、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管理，提高创新基金使用效益，我们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科技部
二00五年二月十七日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的财务管理工作，提高创新基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99]47号）以及国家财政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项资金。国家设立创新基金旨在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引导地方、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
第三条 创新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创新基金的年度预算安排由财政部根据中央财政预算情况和创新基金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科学技术部会同财政部向国务院提交年度执行情况报告。
第四条 创新基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科学管理、择优支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 开支范围
第五条 创新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支出。具体开支范围包括项目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第六条 项目费是指用于支持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经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审批立项的项目经费。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项目的不同特点，分别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给予支持。其中，创新基金对每个项目的无偿资助或贷款贴息数额一般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个别重大项目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一）无偿资助
主要用于技术创新项目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包括人工费、仪器设备购置和安装费、商业软件购置费、租赁费、试制费、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鉴定验收费、培训费等与技术创新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
（二）贷款贴息
主要用于支持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性、需要中试或扩大规模、形成小批量生产、银行已经贷款或有贷款意向的项目。项目立项后，根据项目承担企业提供的有效借款合同及项目执行期内的有效付息单据核拨贴息资金。
（三）资本金投入方式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条 管理费是指用于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从事创新基金项目的评审、评估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经费。包括基本支出（项目管理所需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具体按《中央本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02]355号）和《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04]84号）执行。
管理费实行预决算管理。管理中心年度管理费预算通过科学技术部报财政部审批后，列入创新基金预算。年度管理费决算经审计后，通过科学技术部报财政部。
第八条 其他费用是指经财政部批准开支的与创新基金有关的其他支出。
第三章 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
第九条 企业依照《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申请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具体负责项目的受理、评审和监管。
第十条 企业在申报项目时须经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出具推荐意见前，须征求同级财政部门对项目的意见，并将推荐项目名单抄送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通过受理审查的项目，管理中心组织专家和评估机构进行评审、评估。根据评审、评估意见，管理中心本着“择优支持”的原则，提出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和金额建议，报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审批。经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审批的项目正式立项。
第十二条 创新基金项目实行合同管理，正式立项的项目由管理中心与项目承担企业、推荐单位签订合同。
第十三条 创新基金项目资金在合同签订后分两次拨付。
采用无偿资助方式支持的项目立项后拨付70%，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付其余资金（第二次拨款）；采用贷款贴息方式支持的项目立项后按企业有效借款合同及付息单据核定的应贴息数额拨付80%，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付其余资金（第二次拨款）。
第十四条 管理中心依据合同金额每年分批编制立项项目用款计划，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五条 管理中心每年根据项目验收情况分批编制二次拨款计划，报财政部审核。
第十六条 财政部对管理中心报送的立项项目用款计划和二次拨款计划审核后，将创新基金项目资金指标下达到项目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并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支付。
第四章 监督管理与检查
第十七条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当地创新基金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对当地创新基金的运作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参与项目的验收工作；管理中心负责制订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的工作规范，组织实施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分析总结项目执行情况。
第十八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按要求定期填报监理信息调查表（半年报、年报）。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可委托地市级科技主管部门或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理。管理中心根据企业监理信息调查表、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的监理意见、省级财政部门的检查意见、实地检查情况等，提出项目执行情况分析报告，报送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第十九条 省级财政部门、科技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创新基金项目的跟踪问效。科技主管部门应将本地区项目监理信息汇总情况抄送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要定期抽查项目执行情况，对于所辖地区创新基金使用管理情况提出年度执行情况报告，下一年度4月底前报送财政部，同时抄送管理中心。
第二十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财务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合同，科学、合理、有效地安排和使用创新基金拨款，保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
第二十一条 项目承担企业须对项目资金进行单独核算，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检查。无偿资助项目承担企业，在收到创新基金拨款后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形成资产部分转入资本公积，消耗部分予以核销；贷款贴息项目承担企业，在收到创新基金拨款后作为冲减当期财务费用处理。
第二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对创新基金项目实行定期检查，管理中心实行重点检查。财政部、科学技术部采取委托有关监督检查部门抽查、社会中介机构检查以及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创新基金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力度。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重大违约行为，将终止合同并采取通报、停止拨款、追回项目资金等相应处理措施。需追回项目资金的，由管理中心负责监督企业将未使用的扶持资金如数上缴国库，已形成资产的将资产变现后上缴国库。
凡违反创新基金有关管理办法及国家财经纪律、财务制度的行为，将视情节分别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创新基金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国科发计字[1999]260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科学技术部负责解释。
